车喷著一股黑烟开走了。
周秉文站在三岔路口，清晨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把整条公路照得发白。
公路两侧是大片的甘蔗地，蔗叶在风里哗哗地响。他辨认了一下方向，沿着公路往东走去。
挎包的带子在肩上勒出一道浅浅的印子，那块上海牌手表在他手腕上不紧不慢地走着，秒针一圈一圈地转。
公路上有一辆长途客车从后面驶过来，车身漆成绿色，挡风玻璃上方的牌子写着“湛江—广州”。周秉文站在路边扬了扬手，客车减速停了下来，车门打开，售票员探出头来：“去哪儿？”
“宝安。”
“到宝安？那是终点站之一。上车吧，十块钱。”
周秉文从裤兜里掏出钱来，数了十张一块的递过去，上了车。
车厢里人不多，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客车重新启动，沿着公路向东驶去。他把挎包放在膝盖上，望着车窗外的景色——甘蔗地、稻田、零星散落的村庄、路边背着竹筐走路的农民、田埂上慢悠悠踱步的水牛。这些东西在他眼前一一闪过，像一帧帧缓慢移动的画面。
他把那块手表从挎包里取出来，看了看时间。
早上七点二十三分。从昨晚离开接待站到现在，过去了大约七个小时。
他想象著接待站那边现在的场景——带队的干部起来查人，发现他的床铺空了，去院子找了一圈，有人在水渠边的河岸上发现了那件湿透的衬衫和凌乱的脚印。他们会怎么想？可能会派人沿着河找一段路，找不着就报上去。
“周秉文，疑似夜间落水失踪。”
运气好的话，他那个当五级工的父亲会收到一封通知，母亲会红着眼眶接过那张纸，然后在心里默默地叹一口气。
周秉文把视线从车窗外收回来，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表。
秒针还在走，不快不慢。
他把表戴回手腕上，扣紧了表带，这是母亲悄悄拿给他的，本来是父亲评上了五级工，厂里给的奖励。
客车在公路上稳稳地开着，把沿途的甘蔗地、稻田、水牛和村庄一截一截地甩到后面去。
下一站，宝安。
再下一站，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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