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汽车站，其实就是一栋两层的旧楼，灰扑扑的水泥墙面刷著一行红字——“宝安县汽车站”，字体方正，已经有些褪色了。
售票窗口在楼下，候车厅不大，几排木头长椅靠着墙，地上散落着烟头和瓜子壳。
车门打开的时候，周秉文拎着挎包从车上跳下来，脚踩在水泥地面上，膝盖因为坐得太久微微发酸。
他站在汽车站门口，往四周看了看。
这就是宝安。
一点也看不出未来深圳的样子。
宝安县城的街道比他想象中还要窄。
正对着汽车站的是一条东西向的马路，路面是水泥的，不算宽，两辆卡车并排走就占满了。
路两边是低矮的骑楼，青砖墙面，一楼的铺面开着门，卖日用百货的、修钟表的、卖早点的，招牌都很旧了，木头的，油漆剥落得厉害。
街上的人不多，骑自行车的偶尔叮铃铃地按著铃铛从路中间穿过去，行人往两边让一让。
远处有几个穿蓝布工装的人蹲在路边吃早饭，手里端著搪瓷缸，热气从缸口冒出来，在清晨的空气里散成白雾。
周秉文背着挎包沿着人民路往前走。
阳光从骑楼的屋檐斜照下来，在地上切成明暗相间的长条。
他走得不快，一面走一面打量这座边陲小城。
未来一个老人将在这里画个圈。
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城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来这些变化他只是在路边旁观。
这一世，他要参与进去。
想着未来作为大亨，衣锦还乡的景象，他的嘴角不禁微微翘起。
人民路走到头是解放路，两条路交叉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十字街口，那里算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了。
再往前走一段，他看见了深圳戏院——那是一座方正的三层建筑，外立面刷著米黄色的涂料，门楣上方有一排大字：“宝安县深圳戏院”。
这让他愣了一下，原来深圳两个字不是以后才有的？
戏院大门两侧贴著海报，红纸黑字写着样板戏的名字。
周秉文在戏院门口站了一会儿，这些建筑后来大多拆了、改了、换了模样，而此刻它们都还是崭新的。
旁边不远就是邮局，拐过邮电局，他在一条横街上看见了墙上的标语。白灰墙面上刷著红漆大字：“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
字很大，隔老远就能看见。
街角电线杆上贴著几张大字报，纸已经发黄了，边角被风吹得卷起来，露出下面的浆糊印子。
街上不时有人迎面走过来。
一个推著板车卖菜的老农光着脚踩在水泥路面上，板车上堆著一把把扎好的通心菜，菜叶上还带着水珠。
不是去卖的，而是交公。
种的菜，最新鲜的要交公。杀的年猪，最好的部分要交公。
两个穿军便服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从旁边过去，车后座上绑着铝制盒饭，大概是去厂里上班的。
一个背著书包的小男孩从巷子里跑出来，手里攥著半个馒头，边跑边啃，撞在一个推自行车的叔叔腿上，那人只是笑着骂了一句“细路仔睇路”，拍了拍裤腿就走了。
周秉文在这些人和物之间穿行，挎包的带子勒在肩上，不紧不松。
他尽量让自己的步子看起来不慌不忙——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背着军绿挎包走在宝安县的街上，没什么不正常的。
但他知道，任何一双眼睛多看他几秒，他都得绷紧后脊梁。
他走到一个巷口，看见一个蹲在门槛上抽烟的老头，便凑上去问了一句：“阿叔，请问东门菜市场怎么走？”
老头吐了一口烟，拿烟杆朝东边指了指：“往前走到十字街口，左拐，再走两百米就到了。南塘市场嘛，你去了就能看见。”
“谢谢阿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