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不提前走，主要是怕连累家里，所以，只能在去往海南的路上离开，并且这个离开还不能是逃跑。
带队的干部说得很清楚：到了湛江之后在接待站休整一晚，第二天一早坐船过海去海南。
船是清早的班次，所有人登船之后清点人数，到了海上就没有任何脱身的可能了。
所以唯一的窗口期，就是在湛江接待站的那个晚上。
他想了好几天，路上又把这个方案翻来覆去地调整、完善、找漏洞、补漏洞。
最关键的一点，不能留下明显的痕迹让人立刻就发现他是故意跑的，他的“失踪”必须看起来像一个意外，而不是有计划地逃跑。
如果是前者，带队干部会以为是事故，报上去走个流程就算了；
如果是后者，就会惊动更大的层面，追查下来，连累家里。
他现在需要一个“意外”。
车在第二天下午四点多的时候进了湛江市区。
湛江比潮州大，街道宽阔，路边种着法国梧桐，叶子在夕阳里泛著油亮的光。
卡车穿过市区，停在了郊区一处院子门口，门楣上挂著一块牌子：“湛江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待站”。
院子里是一排刷了白灰的砖瓦平房，男知青分到了最里面一间大房间，里面摆了十几张木板床，铺着草席。
周秉文选了一张靠窗的床，窗外是院子，院子外面是围墙，围墙外隐约能看到一条水渠和成片的甘蔗地。
他坐在床沿上，打量著四周。
徐援朝在同屋的人中间高谈阔论，李卫国在翻挎包找吃的。
周秉文把挎包放在床头，起身去院子里转了一圈。
接待站的格局不大，院子中央有个水龙头，旁边是厕所和洗漱间。
院门是铁皮焊的，晚上应该会上锁。但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院子南侧有一排低矮的砖墙，墙根下堆著几捆干柴，墙外就是那条水渠。
水渠通向哪里他不知道，但水渠边沿长满了野草，沿着水渠往外走，能走出去很远。
他心里有了数。
晚饭是食堂做的，白菜煮粉条配米饭。知青们围坐在长条桌边吃饭，搪瓷碗和筷子碰得叮当响。
周秉文埋头吃完，端著碗去水龙头下面冲洗干净，然后回到房间。
天色还没完全黑透，院子里有人端著搪瓷盆在洗漱，水声哗哗的。
他坐在床沿上，把小挎包里的东西检查了一遍。
蓝布包还在，母亲写的地址纸片还在，草纸和盐用油纸包得好好的，胶鞋在挎包最上层。
他把鞋子换了。脚上那双旧的解放鞋脱下来塞进挎包底层，新买的胶鞋穿上，系紧鞋带。
然后他躺下来，闭着眼睛听同屋的动静。
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翻书，有人已经打起了鼾。
带队干部过来查了一次铺，用手电筒照了一圈，确定人都齐了，说了句“早点休息，明天六点起床集合”，然后关上了门。
十点多，大房间里的灯熄了。
木板床上的呼吸声渐渐绵长起来，有人翻身有人磨牙有人打鼾。
周秉文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盯着窗户外面那片被月亮照亮的院子。
月光很亮，亮得他看见院墙上爬著一棵三角梅，开了一簇簇紫红色的花，在夜风里微微晃动。
他等到了将近十二点。
院子里彻底安静了，值班室的灯也灭了。
他慢慢坐起来，把小挎包背好，光着脚踩到地面上。
大的那个行李包和其他知青一样，存放在角落。只带着那个准备带去香港的小挎包。
水泥地冰凉，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双旧解放鞋，塞进挎包里。
然后贴著墙根，一步一步走到房门口。门轴有一点涩，他拉的时候用了很慢的力，让木头和木头之间的摩擦发出最小限度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