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鑫培在工位上坐了整整一个上午，什么事都没做成。
不是偷懒。他在查。计算机屏幕上开着居民信息管理系统，搜索栏里打了一行关键词，搜出来的结果只有两条，其中一条还是三年前的数据。他换了几个关键词再搜，搜到的基本都是邻里纠纷、噪音投诉，没有一条直接提到收费行法。系统的分类条目里根本没有“民间法教”这个类别，最接近的是“非法行医”和“扰乱社会治安”，两者复盖不了他要找的东西。
北河二小废弃之后，校舍周边的投诉频率在他昨晚加绘的热力图上出现了一个明确的峰值——四条投诉地址锁死四角，且每一个角点往外延伸的巷道里都有类似描述的次生投诉。这些投诉没有涉及实物位移或明显威胁，所以从来没有被列为紧急事项。苏鑫培把这些次生投诉的编号、时间、地址抄在便签本上，用铅笔在边上画了一组极小的街区平面图，标出每一个投诉者相对于废弃学校的方位与层高。然后把便签本合上，出门吃午饭。
午饭后他没有回街道办，而是骑自行车绕到了老区东边的居民区。最近的一起投诉就来自这片局域的最后一条巷弄。巷弄尽头是一间不起眼的旧店面，门口没有招牌，走廊上堆着几摞旧塑料凳，门是防盗铁门，拉了一半，另一半虚掩着。苏鑫培没有靠近，只把共享单车的车铃拨了一下，把车停在巷弄外头，推着车往里走了一段，拐进一处更隐蔽的弯角，弯角的老墙遮住了他的身影。他在那个位置等了约二十分钟，看到两个人从那扇门里出来——一个老太太提着一袋苹果，一个年轻女人空着手，两人在巷弄口又低声说了几句才分开。老太太拐进菜市场，女人蹲在巷口点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起身朝筒子楼方向走。
苏鑫培推着车慢慢退出去，绕回街道办后门，上了楼。他现在可以确定，那间店面不是普通的出租屋，也不是棋牌室——进出的居民带着某种很固定的沉默，那是只有完成了一场明确的交换之后才有的沉默，和低保窗口办事结束时的安静完全不同。
第二天下午，何姨在窗口接待了一对夫妻。夫妻大约五十多岁，男的事机务段维修工，女的是洗车场临时工。两人带来一封手写信，字迹潦草，纸上有几处被水渍浸过的模糊处。信上说他们三年来断断续续在某个地方求符水、问事、还愿，前后付了好几笔款，最近一次被索要的钱额远超他们能拿出的数目，给不出之后家里开始出现东西莫名移位的现象，半夜听见脚步声在屋顶走了好几晚。
苏鑫培接待了他们。维修工坐下之后把工装帽摘下来捏在手里转了很久，手指上还有没洗净的机油印。女工的把手机攥在掌心，屏幕已经被按灭了还捏着不放。他们告诉苏鑫培，“那个人”治好了男方持续多年的偏头痛——喝了三天符水就不疼了，再没犯过。从那以后每有不顺就去求签、化煞、喝符，每次都有效。细说下去就成了：烧掉一张符化解车祸，再烧一张符保住儿子的工作，又烧一张符让儿媳怀孕。这几年挣的钱大都花在符上，但也没觉得亏。直到最后一次，那人的“祖师”要求还愿费他们实在拿不出，“那个人”给了时间期限，说逾期兵马会上门讨，不保证后果。
苏鑫培把维修工的叙述逐一记录在便签本上。问完常规信息，他翻到新页，直接问了一句：“那个人叫什么？”
维修工说他姓邝，说是祖传的法，店面在一间旧房子里，门楣上有块铁皮挡着原来的招牌。女工在旁边补了一句，铁皮下面的墙面上好象漆过一行字，被磨得只剩框了。苏鑫培听完把地址对照了一下，确定不是北河二小周边，而是位于老区与旧农机厂交界处的一间矮平房。
他没有对夫妻说太多。只是帮他们复印了那封手写信，复印时把纸张的卷角压平，在备注栏写了“居民求助已受理”。然后在复印机旁的老摆钟下轻声说了一句：“你们今晚暂时先住何姨上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