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的安置点。”何姨正好路过复印机，没有问为什么，只把安置点的空房号写在便条上，递给夫妻俩时多放了一支半新的一次性打火机在他们装信的塑料袋旁边。
当天晚上，苏鑫培在公寓里铺开所有的材料。他把便签本上关于那间店面周围巷道结构的所有速写重新理成了一份工整的地形图，标明三个出入口的位置，又标出了左邻右舍的大致间距和可能被声响惊动的范围。然后他另起一页，开始写这次的情报整理。
他没有用“法教”这个词，没有提“兵马”，没有人名。他描述的是：某地址存在疑似以迷信手段向居民索取高额财物的个人；该人在三年间持续诱导多位受害者反复消费，最近一次索款直接导致受害者家庭正常生活受到影响；该住址周边存在尚未查明但可能与近两周局域内异常投诉增加高度相关的线索。他用了“高度相关”四个字，没有解释两者是怎么关联的——他必须保留专业判断与超自然话题之间的防火墙。特象局不需要被告知怎么关联，他们自己会判断。
他写了两份。证词摘要，包括维修工夫妻的自述流水，以及去年两起同类投诉的文档编号。环境观察，包括平房区的裂缝简图、北河二小废弃校舍的平面图、周边投诉热度分布。他没有把自己这几天的所有走访轨迹全放进去，只是摘取了其中可以独立验证的客观信息——时间、地点、一户人家的完整自述口供、一处墙体的可观察异常，其馀他大胆推测的部分全部拿掉。这样做是为了让对方能追到信息足够做出判断，却无法往回推到一个没有见过裂缝、没有实测过温差、没有亲眼看到符纸暗绿色荧光的基层社工的头上。
材料写完，他检查了两遍。第一遍用街道办处理红头文档的流程核对——事实是否可验证，描述是否中性，是否含有任何推断或情绪化字眼。第二遍他站在假设自己是被匿名举报的人的角度反过来筛查：如果他是特象局的调查员，看到这份材料，能不能重构出上报人的作息时间或者走访路线。他确信有两处可能透露自己身份的信息被他用通配词替换了，一处与自行车停放路线有关，一处埋在环境观察的某句多馀描述里。
他把材料装进信封。信封上写的是特象局铁棘分局的地址，寄件人留了街道办的邮政邮箱编码，署名栏写了“北河街道办”。信封封口的时候，他用手指沿着胶条慢慢压了一遍，压得很平，没有一丝褶皱。然后他把信封放在桌角，压在便签本下面。
做完这一切，他去厨房接了一杯水喝了。水有点凉，胃里也冷了一下。他站在水槽边，低头看见水池边缘有一道灰黑色的划痕，是上次搬文档时磨的。
第二天早晨六点，天还没全亮，苏鑫培把那封信投进了北河邮局门口的邮筒。当天中午那封信抵达分局邮件室，下午被收发员按“街道办公文”信道直接派往行动科。叶星河下班前收到了随信附着的一份打印版实地摸排摘要，正文末栏里还贴着一张何姨临时提供的老区空房分配表。他把那份表格折好夹进上衣内袋，当晚带了一个便衣小分队敲开了平房区那扇虚掩的铁门。
术士邝某被带走时正在切符纸。他的工作台上摊着七八张还没裁开的黄裱纸，旁边放着一只褪色茶缸和一卷染成暗红的线。叶星河在桌脚边发现了一只装过药粉的小塑封袋，袋上沾着极微量的化合物残迹，后来检测出含有致幻成分。现场还找到了几份手写的债务名单，金额从几百到上万不等，每一笔旁边都标着“还愿”或“化煞”的日期，维修工夫妻的名字也在其中。
消息传来时已是傍晚。苏鑫培正在街道办整理隔天例会的材料，听到旁边工位有人低声议论“老区那边被特象局带走一个搞迷信的”。他捏着订书机的手停了停，然后继续把面前那沓材料订好，订书钉按到底，发出极轻微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