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这家的什么人？”其中一个便衣问。
“老公。”陈默转过身，手里还拿着那块抹布。他的表情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点点困惑，“出什么事了？”
便衣没有回答。他走到窗户边，推开窗，探出头看了看外面的晾衣绳。绳子上挂着几件衣服，在夜风里晃来晃去。天线的残骸已经被秦雪宁在天台上收走了，铜丝卷成一团塞进了她的口袋里。
一无所获。
带头的便衣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又回到门口。他的目光最后落在秦雪宁身上，上上下下打量了几秒，像是在判断这个女人说的话值不值得相信。
“最近这一带有共党的电台活动，”他说，“如果听到什么异常，马上报告。”
“一定一定。”秦雪宁笑着点头，语气里带着一种上海小市民特有的殷勤和敷衍，“长官慢走。”
门关上了。
脚步声渐渐远去。然后是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那辆黑色轿车驶出了弄堂，发动机的低吼声越来越远，最后被夜风吞没。
秦雪宁靠在门上，闭着眼，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陈默把抹布扔进水槽，走到客厅，从窗缝里往外看了一眼。弄堂里空了，路灯的光照在潮湿的石板路上，泛着冷冷的光。远处的天边，有一抹极淡的灰蓝色正在一点一点地漫上来，那是一个小时之后天就要亮了的预兆。
“烧干净了？”秦雪宁问。
陈默点了点头。
他把灶台下面的搪瓷盆抽出来，放在桌上。盆底的搪瓷被高温烤得起了泡，有几处已经露出了里面的黑铁。发报机的残骸已经被水冲走了，但盆里还残留着一些烧焦的细线和一小块熔化的金属渣子。
陈默用手指把那些残渣拨到一起，用纸包了，塞进口袋。这些东西不能留在这里，要带到别的地方扔掉。
“情报发出去了？”秦雪宁又问。
“发完了。”
陈默走到窗边，把窗帘彻底拉开。外面的光线涌进来，照在他脸上。他忽然觉得这张脸有些陌生——不是因为长相变了，是因为表情变了。镜子里那个人的眼睛里有一种他很久没见过的光，不是如释重负的轻松，不是大功告成的喜悦，是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东西。
码发出去的那一刻，他就把一份重担从自己肩上卸了下来，交到了千里之外那些他不认识、但愿意用命去相信的人手里。
剩下的半卷胶卷还藏在他的空间里。等天亮之后，他要把它交给组织，然后由组织送到根据地，由更专业的人去分析、去研判、去决定这份情报能挽救多少人的命。
至于他自己——他得想办法重新弄一台发报机。这东西在黑市上不好买，即使买得到，也要花一大笔钱。那笔钱现在还在他的空间里存着，和金条、假证件、备用弹药堆在一起。
秦雪宁走过来，站在他身边，和他一起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
“你该走了。”她说。
陈默知道她说的不是“离开这个房间”的意思。这个安全屋不能再用了，日本人虽然没有当场抓到证据，但电台测向车锁定的大致范围就是这一带。他们会反复来查，今天查不到，明天再来，明天查不到，后天再来。总有一天，他们会敲开这扇门，然后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东西收拾一下，”陈默说，“天亮之前搬到二号点。”
二号点在法租界南边，靠近徐家汇的一条弄堂里，是一处备用安全屋，比这里小，但更隐蔽。他们已经很久没用过了，不知道里面还剩下多少物资，电灯还能不能亮，水管有没有被冻裂。
秦雪宁没说话，转身去卧室收拾东西。她动作很快，把衣服、证件、零钱、一把备用手枪塞进一个旧皮箱里，又把皮箱塞进一个更大的布袋里。这样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