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隆庆四年十一月，派遣使者将把汉那吉礼送回蒙古。把汉那吉身着明朝所赐绯袍金带，风光返回。俺答见孙儿无恙归来，且受到如此礼遇，大喜过望，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立即遣使随明朝官员至北京，上表称臣，正式请求封贡互市。
至此，水到渠成。隆庆五年三月，明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赐其镀金银印。对其子弟及各部酋长七十余人，分别授予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官职。同时，议定每年贡马次数及数额，并在大同、宣府等地开设互市场所（后增至十余处），规定每年定期开市，明方以银两、绸缎、布匹、铁锅等物，交换蒙古的马匹、牛羊、皮张等。
“俺答封贡”的达成，标志着明蒙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持续近二百年的明蒙战争状态，终于画上了句号。长城内外，“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昔日烽火连天的边境地区，出现了“边民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开市”的和平景象。明朝北方边境的压力骤然减轻，军费开支大幅下降，边民得以安居乐业。而蒙古各部也通过合法的互市渠道，获得了必需的生活物资，减少了对掠夺的依赖。
这一事件，是隆庆朝务实外交政策的巨大成功，也是高拱、张居正等改革派官员和王崇古、方逢时等边臣共同努力的成果。它证明了通过政治智慧和灵活手腕处理民族矛盾的可能性，远胜于单纯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封锁。
然而，和平并非一劳永逸。互市的管理、双方边民的摩擦、蒙古内部其他部落的动向，仍需明朝保持警惕和有效的边防。但无论如何，“俺答封贡”如同在北疆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和平长城，为接下来张居正推行全面改革，创造了极其宝贵的稳定外部环境。当东南的海船满载货物扬帆远航，当北方的马市人声鼎沸、交易不绝时，大明帝国似乎迎来了自“仁宣之治”后，又一个难得的喘息与发展之机。只是，这短暂的“隆万中兴”气象，又能持续多久呢？历史的聚光灯，即将转向那位年幼的万历皇帝，和他身后那位权倾朝野、毁誉参半的帝师与首辅——张居正。
隆庆皇帝的登基，如同在沉闷的房间里打开了一扇窗，带来了不同于嘉靖朝的新风。这位长期生活在父皇阴影下的君主，性格宽厚务实，他与首辅高拱、阁臣张居正等一批力图革新的官员，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开明且富有行动力的中枢。在东南沿海以“隆庆开关”化解倭患、疏通财源的同时，帝国的北疆，一个困扰明朝近百年的心腹大患——蒙古鞑靼部的威胁，也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
此时的蒙古高原，雄主俺答汗已统一漠南大部，控弦之士数十万，对明朝边境构成了持续而巨大的压力。自嘉靖年间起，俺答便屡次要求明廷开放边市，允许贸易，甚至兵临北京城下，酿成“庚戌之变”。然而，嘉靖皇帝固执于“华夷之辨”，坚决拒绝，导致边患愈演愈烈，长城沿线烽火连年，军民死伤枕藉，明廷为此耗费的军饷更是一个无底洞。
转机源于一场意想不到的内乱。俺答汗晚年，为其孙把汉那吉聘娶了鄂尔多斯部的女子为妻。不料，俺答见其孙媳貌美，竟自纳之。把汉那吉羞愤交加，于隆庆四年十月，率领妻奴十余人，南下大同败胡堡，叩关请降。
这一突发事件，在明朝边关引起了巨大震动。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是两位富有远见和胆识的边臣。他们没有像以往处理此类事件那样，要么拒绝接纳引发战端，要么简单地将降人送还了事。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把汉那吉并非寻常降卒，而是俺答十分宠爱的孙子，其身份特殊，是一个可以用来打破明蒙僵局的绝佳筹码。
王崇古和方逢时果断接纳了把汉那吉，并给予优待。同时，他们立刻以六百里加急将情况奏报朝廷，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