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皇帝的登基，如同在沉闷的房间里打开了一扇窗，带来了不同于嘉靖朝的新风。这位长期生活在父皇阴影下的君主，性格宽厚务实，他与首辅高拱、阁臣张居正等一批力图革新的官员，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开明且富有行动力的中枢。在东南沿海以“隆庆开关”化解倭患、疏通财源的同时，帝国的北疆，一个困扰明朝近百年的心腹大患——蒙古鞑靼部的威胁，也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
此时的蒙古高原，雄主俺答汗已统一漠南大部，控弦之士数十万，对明朝边境构成了持续而巨大的压力。自嘉靖年间起，俺答便屡次要求明廷开放边市，允许贸易，甚至兵临北京城下，酿成“庚戌之变”。然而，嘉靖皇帝固执于“华夷之辨”，坚决拒绝，导致边患愈演愈烈，长城沿线烽火连年，军民死伤枕藉，明廷为此耗费的军饷更是一个无底洞。
转机源于一场意想不到的内乱。俺答汗晚年，为其孙把汉那吉聘娶了鄂尔多斯部的女子为妻。不料，俺答见其孙媳貌美，竟自纳之。把汉那吉羞愤交加，于隆庆四年十月，率领妻奴十余人，南下大同败胡堡，叩关请降。
这一突发事件，在明朝边关引起了巨大震动。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是两位富有远见和胆识的边臣。他们没有像以往处理此类事件那样，要么拒绝接纳引发战端，要么简单地将降人送还了事。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把汉那吉并非寻常降卒，而是俺答十分宠爱的孙子，其身份特殊，是一个可以用来打破明蒙僵局的绝佳筹码。
王崇古和方逢时果断接纳了把汉那吉，并给予优待。同时，他们立刻以六百里加急将情况奏报朝廷，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略构想：以此为契机，羁留把汉那吉，然后与俺答进行谈判。以送还把汉那吉为条件，要求俺答交出长期引导蒙古部众入寇的汉人叛徒赵全等人，并在此基础上，与俺答确立封贡关系，实现边境的长期和平。
奏疏抵达北京，立刻在朝堂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以英国公张溶、御史叶梦熊等为代表的保守派官员，坚决反对。他们固守“夷狄豺狼，非我族类”的传统观念，认为接纳叛孙是挑衅，与之谈判是示弱，主张要么杀掉把汉那吉，要么立即驱逐出境。他们担心重开贡市会重蹈“土木之变”的覆辙，引狼入室。
然而，内阁首辅高拱和次辅张居正，则力排众议，坚决支持王崇古、方逢时的提议。高拱高屋建瓴地指出：“此乃奇货可居，机不可失！”张居正则从现实利弊分析，上《陈边事疏》，详细阐述了封贡互市的五大好处：“息边氓之涂炭”、“岁省帑银十分之七”、“开边地之垦殖”、“扶俺答以制诸部”、“乘间修战守之具”。他认为，借此机会与俺答达成和议，不仅可以消弭兵燹，使边民得以休养生息，还能极大地节省庞大的军费开支，并利用和平环境整顿边防。
隆庆皇帝最终采纳了高拱、张居正以及王崇古等人的意见，下诏优抚把汉那吉，命其署指挥使官职，并授权王崇古等人全权处理与俺答的谈判事宜。
消息传至草原，俺答正因其孙叛逃而焦急愤怒，又听闻明朝对其孙礼遇有加，心情复杂。他最初陈兵边境，施加压力，要求明朝送还其孙。王崇古则派译者鲍崇德前往俺答大营，明确告知把汉那吉安然无恙，并传达了明朝的条件：交出赵全等叛徒，方可送还把汉那吉，并可进一步商议通贡互市。
俺答权衡利弊。一方面，他年事已高，对连年征战亦感疲惫，部落对中原的物资需求日益迫切；另一方面，把汉那吉是他钟爱的继承人之一。他暗中派人潜入大同，亲眼见到把汉那吉“冠带袍服，驰马从容”，受到良好待遇，这才放下心来。最终，俺答决定接受明朝条件。他设计擒获了长期盘踞于丰州滩（今呼和浩特一带）、屡次引导蒙古骑兵入塞的汉人白莲教首领赵全、李自馨等九人，将其缚送明朝。
明朝方面信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