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五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西苑万寿宫的丹炉，终究未能炼出不死的仙药。在服用了方士王金等人进献的“金丹”后，明世宗朱厚熜的病情急剧恶化，于十二月庚子日驾崩，结束了他长达四十五年，充满争议与玄修色彩的统治。
随着这位执拗皇帝的离去，一个时代落幕了。被嘉靖皇帝囚禁于诏狱的海瑞，在闻听大行皇帝遗诏（由徐阶草拟，内容包含反省斋醮、土木之弊，赦免言事得罪诸臣）后，悲恸欲绝，将之前所食之物尽数呕出，昏厥于地。他哭的，或许并非那个囚禁他的帝王，而是那份终究未能实现的、致君尧舜的渺茫期望。
在徐阶、张居正等大臣的拥立下，嘉靖皇帝第三子裕王朱载坖即位，改元隆庆，是为明穆宗。这位长期生活在严嵩阴影和父亲猜忌下的新君，性格宽仁温和，与其父的刚愎多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即位之初，便展现出革故鼎新的气象。他释放了海瑞等因言获罪的官员，罢除斋醮，将方士王金、申世文等人下狱论死，驱逐宫中的道士，并诏令群臣“尽斥弊政，昭示维新”。
然而，摆在隆庆皇帝和以徐阶为首的内阁面前的，是一个经过嘉靖朝数十年折腾后留下的烂摊子：国库空虚，吏治因循，边患未宁，南倭北虏，侵扰不息。尤其是东南沿海，自嘉靖中期“倭乱”大起，虽经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奋力剿抚，但寇患并未根除，时起时伏，严重威胁着沿海地区的安全与贸易。
隆庆皇帝深知，要稳定局势，充盈国库，必须找到解决倭患与边患的治本之策。他即位后，重用高拱、张居正等务实干练的大臣，调整对外政策。其中，最具开创性和深远影响的决策，莫过于在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和内阁的支持下，于隆庆元年（1567年）正式宣布，解除实施了近两百年的大明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这道诏令，如同在封闭的堤坝上打开了一道闸门。此前，明朝长期实行“片板不许下海”的严厉海禁政策，虽在永乐年间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仅是官方行为，民间海外贸易一直被严格禁止。然而，巨大的海外需求（尤其是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沿海百姓迫于生计的冒险，使得走私贸易屡禁不止，甚至演变成武装走私集团，与倭寇勾结，酿成巨患。所谓“倭寇”，实则多为中国沿海商人、渔民与部分真倭混合而成。
“隆庆开关”并非完全放任自由，而是实行一种有限度的开放。朝廷在福建漳州月港（今福建海澄）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收关税。商民需申请“商引”（类似许可证），缴纳“引税”（特许费）和“水饷”（根据船只大小征收的关税）、“陆饷”（根据货物价值征收的关税）后，方可出海贸易。贸易范围主要限定于东西二洋（东洋指菲律宾、日本等地；西洋指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仍禁止前往“倭国”（日本）。
尽管如此，这一政策的转变，意义极其重大。它标志着明朝统治者终于认识到，单纯依靠堵截无法解决沿海问题，唯有因势利导，将民间海上力量纳入朝廷管理的轨道，才能既消弭寇患，又增加财政收入。
闸门一开，压抑已久的民间海洋活力如同春潮般奔涌而出。月港迅速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东亚最大的私人海外贸易港口。“方物之珍，家贮户峙。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罗，南通佛郎机、彭亨诸国商贾辐辏，舟车毕集。”每年从此出发的商船多达上百艘，满载着生丝、丝绸、瓷器、糖、药材等中国特产，驶向马尼拉、万丹、暹罗、印度古里等地。而来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以及南洋的香料、珍宝，则如潮水般涌入中国。
白银的大量流入，极大地缓解了明朝自正统以来因纸币（宝钞）崩溃、铜钱匮乏而长期存在的“银荒”问题，为日后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税制改革（将徭役、土贡等折合成银两征收）奠定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