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被严格禁止。然而，巨大的海外需求（尤其是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沿海百姓迫于生计的冒险，使得走私贸易屡禁不止，甚至演变成武装走私集团，与倭寇勾结，酿成巨患。所谓“倭寇”，实则多为中国沿海商人、渔民与部分真倭混合而成。
“隆庆开关”并非完全放任自由，而是实行一种有限度的开放。朝廷在福建漳州月港（今福建海澄）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收关税。商民需申请“商引”（类似许可证），缴纳“引税”（特许费）和“水饷”（根据船只大小征收的关税）、“陆饷”（根据货物价值征收的关税）后，方可出海贸易。贸易范围主要限定于东西二洋（东洋指菲律宾、日本等地；西洋指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仍禁止前往“倭国”（日本）。
尽管如此，这一政策的转变，意义极其重大。它标志着明朝统治者终于认识到，单纯依靠堵截无法解决沿海问题，唯有因势利导，将民间海上力量纳入朝廷管理的轨道，才能既消弭寇患，又增加财政收入。
闸门一开，压抑已久的民间海洋活力如同春潮般奔涌而出。月港迅速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东亚最大的私人海外贸易港口。“方物之珍，家贮户峙。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罗，南通佛郎机、彭亨诸国商贾辐辏，舟车毕集。”每年从此出发的商船多达上百艘，满载着生丝、丝绸、瓷器、糖、药材等中国特产，驶向马尼拉、万丹、暹罗、印度古里等地。而来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以及南洋的香料、珍宝，则如潮水般涌入中国。
白银的大量流入，极大地缓解了明朝自正统以来因纸币（宝钞）崩溃、铜钱匮乏而长期存在的“银荒”问题，为日后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税制改革（将徭役、土贡等折合成银两征收）奠定了货币基础。海关税收（饷税）也成为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据估算，隆庆至万历前期，月港的年饷税收入最高时可达数万两白银，虽不及后来的广州海关，但对拮据的明廷财政已是宝贵的补充。
更重要的是，“隆庆开关”促使了一个以闽南人、潮州人为主的海南群体的迅速崛起。他们纵横于东亚和东南亚海域，构建起庞大的贸易网络，形成了诸如李旦、郑芝龙等亦商亦盗、富可敌国的海南集团。这些海南集团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当然，“隆庆开关”也并非全然是福音。贸易的繁荣带来了新的管理挑战和利益冲突。沿海豪势之家与官员勾结把持贸易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日贸易虽在禁止之列，但通过澳门（此时已被葡萄牙人租占）和马尼拉的中转，中国商品与日本白银的间接贸易量依然巨大，这也为后来的摩擦埋下伏笔。同时，大量白银涌入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物价波动（即所谓“价格革命”的局部影响）。
但无论如何，隆庆皇帝的这一决策，犹如在暮气沉沉的帝国躯体上，注入了一股来自海洋的鲜活血液。它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当时世界范围内海上贸易兴起的潮流，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了长达数十年相对繁荣的“海洋时代”，也深刻地影响了明末的社会经济结构。当北京的朝堂仍在为礼制、党争而纷扰不休时，遥远的月港，千帆竞发，正悄然将大明帝国与一个正在形成的全球贸易体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短暂的开关，如同阴霾天空中透出的一缕霞光，照亮了一条不同于闭关锁国的可能路径，尽管这条路径，在后来的岁月里，又将遭遇无数的曲折与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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