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基础。海关税收（饷税）也成为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据估算，隆庆至万历前期，月港的年饷税收入最高时可达数万两白银，虽不及后来的广州海关，但对拮据的明廷财政已是宝贵的补充。
更重要的是，“隆庆开关”促使了一个以闽南人、潮州人为主的海南群体的迅速崛起。他们纵横于东亚和东南亚海域，构建起庞大的贸易网络，形成了诸如李旦、郑芝龙等亦商亦盗、富可敌国的海南集团。这些海南集团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当然，“隆庆开关”也并非全然是福音。贸易的繁荣带来了新的管理挑战和利益冲突。沿海豪势之家与官员勾结把持贸易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日贸易虽在禁止之列，但通过澳门（此时已被葡萄牙人租占）和马尼拉的中转，中国商品与日本白银的间接贸易量依然巨大，这也为后来的摩擦埋下伏笔。同时，大量白银涌入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物价波动（即所谓“价格革命”的局部影响）。
但无论如何，隆庆皇帝的这一决策，犹如在暮气沉沉的帝国躯体上，注入了一股来自海洋的鲜活血液。它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当时世界范围内海上贸易兴起的潮流，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了长达数十年相对繁荣的“海洋时代”，也深刻地影响了明末的社会经济结构。当北京的朝堂仍在为礼制、党争而纷扰不休时，遥远的月港，千帆竞发，正悄然将大明帝国与一个正在形成的全球贸易体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短暂的开关，如同阴霾天空中透出的一缕霞光，照亮了一条不同于闭关锁国的可能路径，尽管这条路径，在后来的岁月里，又将遭遇无数的曲折与风波。
嘉靖四十五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西苑万寿宫的丹炉，终究未能炼出不死的仙药。在服用了方士王金等人进献的“金丹”后，明世宗朱厚熜的病情急剧恶化，于十二月庚子日驾崩，结束了他长达四十五年，充满争议与玄修色彩的统治。
随着这位执拗皇帝的离去，一个时代落幕了。被嘉靖皇帝囚禁于诏狱的海瑞，在闻听大行皇帝遗诏（由徐阶草拟，内容包含反省斋醮、土木之弊，赦免言事得罪诸臣）后，悲恸欲绝，将之前所食之物尽数呕出，昏厥于地。他哭的，或许并非那个囚禁他的帝王，而是那份终究未能实现的、致君尧舜的渺茫期望。
在徐阶、张居正等大臣的拥立下，嘉靖皇帝第三子裕王朱载坖即位，改元隆庆，是为明穆宗。这位长期生活在严嵩阴影和父亲猜忌下的新君，性格宽仁温和，与其父的刚愎多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即位之初，便展现出革故鼎新的气象。他释放了海瑞等因言获罪的官员，罢除斋醮，将方士王金、申世文等人下狱论死，驱逐宫中的道士，并诏令群臣“尽斥弊政，昭示维新”。
然而，摆在隆庆皇帝和以徐阶为首的内阁面前的，是一个经过嘉靖朝数十年折腾后留下的烂摊子：国库空虚，吏治因循，边患未宁，南倭北虏，侵扰不息。尤其是东南沿海，自嘉靖中期“倭乱”大起，虽经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奋力剿抚，但寇患并未根除，时起时伏，严重威胁着沿海地区的安全与贸易。
隆庆皇帝深知，要稳定局势，充盈国库，必须找到解决倭患与边患的治本之策。他即位后，重用高拱、张居正等务实干练的大臣，调整对外政策。其中，最具开创性和深远影响的决策，莫过于在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和内阁的支持下，于隆庆元年（1567年）正式宣布，解除实施了近两百年的大明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这道诏令，如同在封闭的堤坝上打开了一道闸门。此前，明朝长期实行“片板不许下海”的严厉海禁政策，虽在永乐年间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仅是官方行为，民间海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