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齐母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楚，带着一种让人安定的、不急不躁的沉稳。
她推门进去。门轴转动，发出极轻的吱呀一声。她走进去，手里拎着布袋，站定在床边。她的目光和齐母的目光在空气中相遇了。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像一个站在考官面前的学生，所有的伪装、修饰、假装出来的从容，都在那双眼睛的注视下剥落了。齐母的眼睛是深褐色的，和齐砚舟一模一样，那双眼睛看过太多东西——看过生，看过死，看过一个婴儿从不会翻身到学会走路，看过一个少年从懵懂到坚定，看过一个男人从青涩到成熟。现在，那双眼睛在看她，不审视，不评判，只是看。
她开口，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稳：“阿姨。”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她没有说“阿姨您好”，没有说“阿姨久仰”，没有说那些客套的、社交的、用来填补尴尬的废话。她只是叫了一声“阿姨”，像在确认一个身份，像在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不是“你儿子的女朋友”，不是“可能成为你儿媳的人”，只是一个来探望长辈的、晚辈的女性。
“坐吧。”齐母指了指旁边的椅子。那把椅子是铁的，军绿色的，和他昨晚打盹的那把一模一样。她指了指它，语气随意得像在招呼一个来串门的邻居。“路上走得急？脸有点红。”
岑晚秋抬起手，用手背碰了碰自己的脸颊，果然有点烫。她不知道是因为走得急，还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病房里的暖气太足。她笑了笑，说：“走了几步台阶。”她没有否认，也没有解释，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她坐下，把布袋放在腿上，双手按在布袋上，像在压住什么。“带了点吃的，不知道您能不能吃。”她拉开布袋的拉链，从里面拿出那盒小米糕和那瓶蜂蜜水，放在床头柜上。小米糕用保鲜膜包着，蜂蜜水装在玻璃瓶里，瓶盖上系着一根红色的棉线，方便拧开。
“医生让慢慢过渡到软食，这个正好。”齐母看了看那盒小米糕，又看了看她，示意她放桌上。然后她忽然问：“听说你是开花店的？”语气像在聊天气，像在问“今天星期几”，不刻意，不突兀，自然而然地滑了出来。
“嗯，在街角开了七年。”岑晚秋说。她把小米糕往床头柜里面推了推，怕它掉下来。“七年”这两个字她说得很轻，但那个数字本身是有重量的。七年，两千五百多个日子，每天早起、进货、剪枝、包扎、记账、关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一件事上坚持七年，尤其是这件事还不怎么赚钱的时候。
“一个人？”齐母问。她的目光落在岑晚秋的手上，那只手放在布袋上，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很整齐，没有涂指甲油。虎口处有一道浅疤，拇指侧面也有一道，食指的指尖有一个被花刺扎过的小红点，还没完全消退。这是一双干活的手，不是那种养尊处优的、只会翻书和打字的手。
“有时候雇个临时工帮忙。”岑晚秋说。她感觉到齐母的目光落在自己手上，但没有把手藏起来，也没有刻意展示。就让它放在那里，自然地、坦然地、不卑不亢地放在那里。
齐母点头。那个点头很慢，很轻，像是在消化什么。“不容易。现在年轻人，能踏实做点事的不多。”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客套，没有敷衍，是一种过来人的、见过了太多浮躁和不靠谱之后的、难得的认可。她年轻的时候也开过小店，卖纽扣和针线，她知道守着一家店是什么滋味——不是“当老板”的风光，是每天早起晚睡的疲惫，是生意不好时的焦虑，是一个人扛着所有事、没人商量、没人分担的孤独。
岑晚秋笑了笑，没接话。那个笑很浅，只有嘴角弯了一下，左脸的梨涡若隐若现。她不是一个会顺着别人的话往上爬的人，别人夸她，她不会说“没有没有您过奖了”，也不会说“是啊确实不容易”。她只是笑一下，把那份认可收下，放在心里，不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