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她，但她一直没有摇晃，走得稳稳当当。楼梯间里有股霉味，混着灰尘和墙皮剥落的气味，墙上的白漆起了一层皮，卷起来，像干涸的皮肤。感应灯不太灵敏，他们走到三楼的时候才亮起来，昏黄的光照在台阶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歪歪扭扭的，像两个变形的人。
进了门，母亲放下包，站在玄关环顾四周。屋里收拾得干净——他昨天花了两个小时打扫的，拖了地，擦了桌子，洗了床单，连窗台上的灰都擦了——但东西堆得有点乱。床头柜上放着几本医学期刊，期刊上面压着一副听诊器，听诊器的胶管盘成一圈，像一个睡觉的蛇。沙发扶手上搭着他昨天换下的衬衫，衬衫是浅蓝色的，领口有点脏，他没来得及洗。厨房小桌上摆着半杯凉透的茶，茶杯是白色的，杯壁上有一道细裂纹，和她花店里那个茶杯一模一样——不，不是一模一样，是同一个，他上次去花店的时候带回来的，因为她那里多了一个，他就拿走了。她不知道，以为那个杯子丢了，又买了一个新的。他把那个杯子放在厨房小桌上，每天早上用它喝茶，像是在喝一种和她有关的东西。
母亲放下包，径直走进卫生间，拧开水龙头洗手。水哗哗地流，她用肥皂搓了搓手，搓出很多泡沫，然后冲掉，甩了甩手上的水，在毛巾上擦干。毛巾是新的，蓝色的，他昨天特意买的，因为她上次来的时候说他的毛巾太旧了，“都硬了，擦在脸上像砂纸”。
“妈，我顺手给你做个检查吧。”他靠在门框上，语气随意，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把手插在兜里，身体微微倾斜，看起来懒洋洋的，但他的眼睛是认真的，认真到有点紧张。“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血压血糖都测一下。”
“我又不是病人。”她说着，从卫生间出来，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沙发是旧的，坐垫塌了一块，她坐下去的时候陷了一下，身体晃了晃，然后稳住了。
“医院体检车下个月才来社区，你现在查了，省得排队。”他走到她旁边，在茶几上支开便携式血压计。血压计是医院发的，放在一个黑色的帆布包里，包上印着“江城第一人民医院”的字样。他拉开拉链，取出血压计、袖带、听诊器，一样一样摆在茶几上，动作熟练，像在手术台上准备器械。
她甩了甩手上的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种“你别想糊弄我”的意味，但嘴角是往上弯的。“你当医生的，给我查还不白查？”她说，语气里有骄傲——她儿子是医生，这件事她一直很骄傲，逢人就说，说了好几年了。
“那当然，免费项目加三项特需服务。”他说，嘴角终于露出了一点真正的笑，不是之前那种敷衍的、浅浅的笑，而是那种发自心底的、带着一点孩子气的笑。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了，久到他几乎忘了自己还会这样笑。
她笑出声，眼角的纹路舒展开来，像一朵被风吹开的花。“行，随你。”她说，语气里有一种“拿你没办法”的宠溺，像小时候他缠着她要糖吃，她最后总是会妥协。
他在她旁边坐下，把袖带缠在她右上臂。袖带的边缘对齐肘窝上方两厘米，松紧刚好能塞进一个手指。他把听诊器的耳件塞进耳朵，橡胶管冰凉的，贴在脸颊上，激得他皮肤一紧。他把听头放在肘窝的肱动脉搏动处，开始充气。气压泵在他手里一捏一捏，发出嗤嗤的声音，像一只小动物在喘气。水银柱在压力计里缓缓上升，他盯着水银柱的刻度，目光专注，像一个狙击手在瞄准。水银柱升到两百的时候，他停止充气，慢慢松开气阀。水银柱开始下降，他听见第一声搏动——收缩压，一百三十八。水银柱继续下降，搏动声变得越来越轻，最后消失——舒张压，八十六。
“一百三十八 over八十六。”他说，把数据记在脑子里。他取下袖带，卷好，放在一边。“血压偏高，但不算危险。你最近有没有头晕、胸闷、心慌？”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