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口，歪着头朝店里看了看，咕咕叫了两声，然后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她写完一笔，抬头想确认金额。这是她的习惯——每写完一行数字，她会抬起头，在心里默算一遍，确认没问题再往下写。但今天她抬起头的时候，发现他没在看她。他坐在柜台对面的椅子上，手肘撑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目光越过她的肩膀，盯着窗外对面那家早餐铺子发呆。早餐铺子的卷帘门半拉着，露出里面黑乎乎的灶台和几张倒扣在桌上的塑料凳子，中午过了以后就不营业了，要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才重新开火。那个方向什么都没有，没有行人，没有车辆，没有猫狗，只有一扇关着的卷帘门和一盏灭了的灯。但他盯着那里看了很久，像是在看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目光都不够用。
空气像是被谁按住了，不动了。那种静止不是安宁，而是一种沉重的、滞涩的停顿，像音乐放了一半突然卡住，像一句话说了一半突然哽住。花店里的花香还在，风铃还挂着，阳光还在移动，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那根昨天被拨动的弦，今天还在震动，但频率不对了，发出的声音不再是悦耳的共鸣，而是一种低沉的、让人不舒服的嗡鸣。
她合上账本。合上的动作很轻，不像之前那样带着一点力度，而是慢慢地、无声地合上，像合上一本她不想让别人看见的日记。她站起身，椅子被她往后推了几厘米，椅子腿在地面上无声地滑动。
“我去洗个手。”她说。声音不高，但很清楚，每个字都咬得很准，像是怕他听不清，又像是怕自己说出来的声音会抖。
然后她绕过他，走向里屋的小洗手间。脚步不重，也没刻意放轻，就是平常的样子。鞋底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轻微的、有节奏的声响——嗒、嗒、嗒——每一步的间隔都一样，像是在数拍子。她的背影从柜台后面移出来，经过花架旁边时，裙摆蹭到了一盆吊兰的叶子，叶子晃了晃，又慢慢恢复原状。她走进走廊，走廊的光线比外面暗，她的身影从明亮变成半明半暗，然后消失在转角。
可这平常，现在听着有点冷。不是那种寒风刺骨的冷，是那种深秋的傍晚、太阳刚落山、余温还在但你已经开始觉得需要加一件外套的冷。说不清是哪里冷，但皮肤知道。
他站在原地没动。脚像是被钉在了地板上，身体的重心从左脚换到右脚，又从右脚换到左脚，但就是没有迈出一步。他的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右手在口袋里攥着一张揉皱的纸巾，攥得太紧，纸巾被汗水浸湿了，变成一小团湿乎乎的纸浆。
刚才那句“还行”，他知道说得敷衍。他说“还行”的时候语气太平了，没有起伏，没有表情，像在回答一个病历上的常规问题——“患者主诉无异常”。他也知道她听出来了。她听出来以后没有追问，没有说“你是不是有心事”，没有像以前那样走到他面前，歪着头看他，问一句“怎么了”。她只是安静地接受了那个“还行”，然后继续做她的事。这种安静比追问更让人难受，因为追问至少说明她还在乎答案，而安静——安静像是她已经知道答案了，而且那个答案让她不想再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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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没力气解释。不是不想解释，是没力气。母亲已经订好票，明天一早就会到。九点十七分，g621次列车，四号车厢，十二c座——靠过道，她喜欢靠过道，因为进出方便，不用麻烦别人让座。她会带一个拉杆箱，不大，但塞得很满，里面除了换洗衣服，一定还有给他带的东西：腌菜、腊肉、辣椒酱、自家种的绿豆、新做的棉拖鞋。她永远觉得他在外面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永远觉得他还是那个十八岁离家上大学、瘦得像竹竿、脸色苍白的小男孩。
见面、吃饭、看人——一套流程已经安排好了，摆在他面前，像手术排班表一样不容更改。他甚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