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长久镇守，则需设官驻军，移民实边，所费更巨，恐非今日国力所能支！不若效前朝旧例，册封喀尔喀诸部首领，令其各守疆界，互为牵制，岁岁来朝即可。我朝但需控扼长城险要，保境安民，方为上策！”
这番话，代表了许多守成文官的心思。他们担心在漠北设立直接的行政军事机构，会陷入无休止的财政和军事泥潭，重蹈历史上中原王朝经营漠北往往得不偿失的覆辙。认为只要漠南安宁，长城无恙即可，不必追求对漠北的直接控制。
“荒谬！”立刻有武将出列反驳，正是五军都督府一位都督佥事，“漠北不定，则漠南不宁！喀尔喀诸部，弱则依附，强则寇边，毫无信义可言！今日准噶尔虽败，然噶尔丹未死，其部尚存。若我军尽撤，其必卷土重来，或另有枭雄崛起，吞并诸部，则今日之战，岂非徒劳？必须在漠北要地，如科布多、鄂尔浑河流域，择要驻军，修建城堡，屯田戍守，并派能员专司抚夷事务，方能长治久安！”
这是典型的“武备派”观点，主张趁胜扩大战果，在漠北建立永久性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从根本上消除北方威胁，甚至将漠北纳入帝国的有效控制范围。这需要巨大的、持续的人力和物力投入。
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在朝堂上激烈辩论起来。文官强调成本、风险和历史教训，武将则强调安全、长远利益和战机稍纵即逝。不少中立官员则左右观望，等待平虏侯和皇帝的最后决断。
承运皇帝微微侧首，看向身旁的刘庆：“平虏侯以为如何？”
刘庆出列，先对皇帝躬身一礼，然后转向群臣。他没有直接回答是“撤”还是“驻”，而是缓缓道：“漠北之事，关乎国家百年大计，不可不慎，亦不可坐失良机。本侯以为，当行稳健之策，既不可贪功冒进，亦不可因噎废食。”
他顿了顿，继续道：“其一，对喀尔喀三部及其他归附部落，当即行册封，明确其藩属地位，划定游牧界限，许其互市，但需遣子入朝为质，并接受朝廷派驻之理藩官员监督、协调。此乃羁縻之道，用其力而防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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