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虏越战越强，国库越来越空，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
“老爷，南京来信。”仆人递上一封信。
是时称小东林党的复社中人写来的。信中说，朝政日非，国事堪忧，希望周延儒能复出，重振朝纲。随信附上的，还有一份名单，上面列着支持他复出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
周延儒把信放在蜡烛上烧了。火光中，纸卷曲、变黑、化为灰烬。
“老爷，您这是……”幕僚张文锦不解。
“复社等人，皇上已不信任多年，他们不过是想借我之名，行党争之实。”周延儒冷笑，“当年我扳倒钱谦益，东林党恨我入骨。如今为何又要推我？不过是看温体仁已死，朝中无人，想找个傀儡罢了。”
“那老爷的意思是……”
“我倦了。”周延儒望向窗外的太湖。水天一色，烟波浩渺，和他小时候看到的一样。“朝堂是个大泥潭，陷进去，就出不来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崇祯十三年，局势已经恶化到极点：李自成在河南声势浩大，张献忠在湖广攻城掠地，清军在关外虎视眈眈。崇祯皇帝焦头烂额，连换数任首辅，皆不得力。
这时，东林党、复社有人活动了起来。他们筹集了六万两白银，买通宫中的太监，不断在崇祯面前提起周延儒的才干，说他“闲居多年，静极思动，必有良策”。
崇祯动心了。或者说，他绝望了，病急乱投医。
圣旨到宜兴时，周延儒正在湖边钓鱼。传旨太监念完诏书，他手中的鱼竿一颤，鱼跑了。
“臣……领旨。”他跪下，声音听不出喜怒。
临行前夜，他在书房坐了一宿。桌上摊开着这些年的读书笔记，有一页写着：“为政之难，不在做事，而在做人；不在治事，而在处人。”这是他罢相归乡后的感悟。
而现在，他要重回那个最难“做人”、最难“处人”的地方。
张文锦帮他整理行李，忧心忡忡：“老爷，此番复出，恐非吉兆。朝局比当年更坏，陛下性情比当年更急，而老爷……”
“而我比当年更老，更倦，更无力。”周延儒接话，自嘲地笑了笑，“文锦，你说人这一生，是不是总在做违心之事？”
张文锦答不上来。
周延儒也不再问。他看着打包好的书籍，其中有一部《道德经》。翻开，第一章写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也许从一开始，他走的就是一条“非常道”。神童之名，状元之荣，首辅之尊，都是“名”；而那个在太湖边看水天茫茫的少年，那个在徐州渡口见流民凄惨的青年，那个在文渊阁深感无力的重臣，才是真实的“实”。
名实之间，他已迷失太久。
崇祯十三年，周延儒重返北京，再任首辅。皇帝在平台召见，这一次，崇祯的眼神更加焦灼，更加急迫。
“周先生，七年不见，朕老矣。”皇帝开门见山，“国事如此，先生何以教朕？”
周延儒看着皇帝。七年时光，这个年轻人已有了中年人的沧桑，鬓角的白发更多了，眼角的皱纹更深了。而他自己的心，也在这七年乡居中被磨去了最后一点锐气。
“陛下，”他缓缓说，“臣离朝日久，于当前情势尚未尽悉。请容臣详察旬月，再献方略。”
这是推托之词，但也是实情。离朝七年，他对许多情况确实已不了解。然而崇祯要的不是这个。
“详察旬月？”皇帝的语气带着不满，“流贼旬月可破数城，建虏旬月可入塞百里！朕要的是立刻见效之策！”
周延儒沉默。立刻见效之策？若真有这样的良策，国事何至于此？
“臣愚钝，请陛下明示。”
崇祯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叹了口气：“罢了。先生先去熟悉情势吧。朕……等得起。”
但周延儒知道，皇帝等不起，这个帝国等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