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正月底的陕北高原，寒风依然凛冽，但河套大捷的消息却像一股暖流，在黄土沟壑间悄然传播。从绥德到延安，从榆林到庆阳，无论官道旁的茶肆，还是深山村落的窑洞，人们都在谈论着同一件事：
“听说了吗？河套李总督把马守应打垮了！”
“十四万贼兵啊，听说死伤俘虏了八万！”
“河套军伤亡才几千人……这仗怎么打的？”
在府衙后院，知府王廷弼放下手中的邸报，长长吐出一口气。他是陕西本地人，进士出身，在这苦寒之地为官，深知流寇之害。马守应部肆虐陕北时，他夜不能寐，生怕贼军攻破府城。如今这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稍稍放下了。
“老爷，绥德王知县求见。”管家轻声禀报。
“请。”
王知县四十出头，是王廷弼的门生。他进来后，先是恭敬行礼，然后压低声音：“恩师，学生刚从榆林回来。河套那边……气象大不相同了。”
“哦？说说。”
“学生借口巡视边防，去河套五府走了一遭。”
王知县眼中闪着光，“归化城里，市集繁华，商铺林立，南货北货应有尽有。城外屯田区，虽是寒冬，却能看到百姓在修水渠、整农具，人人脸上有活气。最难得的是——粮仓！学生亲眼看到，河套府的常平仓，粮囤如山，少说也有数百万石！”
王廷弼动容：“百万石？陕西一省一年的税粮也不过三百万石……”
“不止粮食。”王知县继续道，“河套军火器工坊，日夜开工。学生远远看了一眼，那烟囱冒的烟就没断过。还有冶铁厂、被服厂……”
王廷弼沉默良久，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延安城破旧的街景，几个衣衫褴褛的百姓在寒风中缩着脖子行走。
他喃喃道，“李健此人，我早年有耳闻。底层出身，没想到竟成就这番事业。”
“恩师，如今陕西官场，私下都在议论。”
王知县声音更低了，“都说孙传庭孙军门虽能打仗，但粮饷不济，剿匪力不从心。而河套那边，兵精粮足，又肯收容流民……不少同僚都动了心思，想跟河套搭上关系。”
王廷弼转身，盯着门生：“你也动了心思？”
王知县不避不让：“学生不敢隐瞒。本县去年遭灾，今年春荒在即，县仓存粮不足三千石，而流民已聚数千。若是闹起事来……学生这顶乌纱不保事小，百姓遭殃事大。河套若能接济一二……”
“糊涂！”王廷弼喝道，“朝廷最忌边将结交地方！你一个知县，私通总督，是想掉脑袋吗？”
王知县跪下了：“恩师明鉴！学生并非私通，而是……而是为百姓求条活路！如今陕西，朝廷能管什么？税照样收，饷照样欠，百姓死活，谁管？河套肯管，为什么不能……”
他的话没说完，但意思到了。毕竟都是科举中千军万马走过独木桥的精英阶层人士，谁还不知道谁
王廷弼扶起门生，叹息道：“你说的，我何尝不知。但为官之道，首重名节。这样吧……过些日子，你以‘学习屯垦之法’为由，再去河套一趟。我写封信给李总督，就以私谊问候，不提公事。至于粮食……若河套主动提出接济，你便顺水推舟。”
“学生明白！”
类似的一幕，在陕西、甘肃、宁夏的许多府县上演。河套大捷后，地方官员们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
朝廷遥不可及，贼寇就在眼前，而河套，这个新兴的势力，既有实力保境安民，又肯收容流民——这样的邻居，谁不想交好？
政治从来都是现实的。在生存面前，那些虚头巴脑的规矩，都得让路。
二月初的南京，春寒料峭。
作为大明的留都，南京有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但多是养老闲职，并无实权。然而即便是闲职，也是官，也有俸禄，也有排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