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你久在礼部，不知兵事艰难。”
两人不欢而散。
林钎入阁后，确实施展了一番抱负：他举荐名臣刘宗周为工部侍郎，提议恢复经筵日讲，反对宦官监军。然其举措多触犯既得利益集团，推行维艰。
六月甲申，林钎突然病逝，距其入阁仅五个月。朝野震惊，有传言称其被温体仁下毒，虽无实据，但清流士人无不扼腕叹息。
崇祯闻讯，沉默良久，叹道：“林钎清忠直谅，竟不得久于其位。”赐祭葬，谥“文穆”。
林钎死后，温体仁独揽大权。这位浙江乌程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以机深刺骨、善于揣摩上意着称。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崇祯初年又靠攻击阉党余孽获得信任。
温体仁的为官之道，可概括为“三不”：不谏言、不担责、不结怨（表面）。他深谙崇祯多疑性格，凡遇重大决策，必先说“容臣三思”，再察言观色，顺着皇帝心意说话。对于政敌，他从不正面攻击，而是唆使言官弹劾，自己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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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二月，山西、宁夏接连告急。山西饥荒，“人相食”的奏报触目惊心；宁夏兵变，巡抚王楫被杀。兵部尚书张凤翼束手无策，向内阁求计。
温体仁召集阁臣议事，却先问：“各位以为，当务之急为何？”
礼部尚书贺逢圣道：“当速赈山西，否则饥民必从贼。”
户部尚书侯恂摇头：“国库仅存三十万两，辽东军饷尚欠三月，哪有余钱赈灾？”
温体仁缓缓道：“二位所言皆有理。然陛下最忧者，宁夏兵变也。边军哗变，若蔓延他镇，则九边震动。故当先定宁夏，再议赈灾。”
他提议：派兵备副使丁启睿（其门生）前往安抚，许以补发欠饷，严惩为首者。至于山西饥荒，则令地方官“设法赈济”——所谓“设法”，就是让地方自筹钱粮，朝廷不出分文。
这套方案报与崇祯，果然获准。丁启睿至宁夏，诛杀兵变首领十六人，补发部分欠饷，事变暂平。而山西饥荒，因无钱赈济，饥民或死或逃，大量加入流寇队伍。李自成等部在山西获得兵源补充，势力更盛。
四月，钱士升致仕。这位东林老臣，因反对陈启新超擢、批评温体仁专权，屡遭打压，最终心灰意冷，上疏乞休。崇祯准其致仕，加太子太保衔，实则逐出朝廷。
钱士升离京那日，细雨霏霏。至正阳门外，回望紫禁城，叹道：“庙堂之上，已无正人立锥之地矣。”登车南下，从此不问政事。
钱士升一去，温体仁更无忌惮。六月，他操纵廷推，将亲信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三人同时推入内阁。三人虽非温党核心，但皆谨小慎微之辈，不敢违逆首辅。
至此，内阁尽在温体仁掌控之中。
五月壬子，崇祯下诏招抚流寇：“愿归者，护还乡，有司安置；原随军自效者，有功一体叙录。”
此诏源于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其父杨鹤曾任三边总督，因主抚失败下狱。杨嗣昌吸取父亲教训，提出“剿抚并用，以剿为主”的策略，深得崇祯赏识。
然此诏一出，朝野哗然。
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济上疏反对：“流寇反复无常，今日降明日叛。况高迎祥、李自成等巨寇，罪恶滔天，岂可招抚？当全力剿灭，以儆效尤。”
杨嗣昌辩驳道：“流寇之起，源于饥寒。今山西、陕西大饥，若一味剿杀，恐驱民从贼。当剿其顽抗者，抚其胁从者，分而治之。”
两派在朝堂激烈争论。恰在此时，前线传来噩耗：五月丙辰，延绥总兵俞冲霄在安定遭遇李自成，兵败被杀。李自成乘胜进攻榆林，幸被官军击退。
败报传来，主剿派气势更盛。唐世济当廷质问杨嗣昌：“招抚之诏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