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九年的时候，北京城笼罩在肃杀的寒意中。紫禁城太和殿前的积雪尚未化尽，朝臣们鱼贯而入，鸦雀无声。
龙椅上的崇祯皇帝朱由检面色阴沉，目光扫过匍匐在地的文武百官，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既有君临天下的威严，又有大厦将倾的焦虑。
这个正月，传来两则消息：一喜一忧。喜的是总理侍郎卢象升、总兵祖宽在滁州朱龙桥大破流寇，斩首万余；忧的是河南、陕西贼势复炽，李自成等部如野火燎原，难以扑灭。
“陛下，”首辅温体仁出列奏道，“卢象升、祖宽朱龙桥大捷，当论功行赏，以励将士。”
崇祯微微颔首：“准。加卢象升兵部侍郎衔，赐玉带；祖宽晋都督同知，赏银千两。”
话音刚落，兵科给事中陈启新突然出列：“陛下，臣有本奏！”
陈启新，淮安山阳人，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武举人。崇祯八年冬，他冒死上疏，直指朝政三大弊：一曰用人不当，“进士独重而举贡轻”；二曰行政不畅，“推知行取选科道独重而外轻”；三曰言路不公，“惟进士得言而举贡不得言”。此疏言辞激烈，正中崇祯对科举制度积弊的不满。
崇祯阅罢大喜，破格擢升陈启新为吏科给事中。这一举动，在朝堂掀起轩然大波。
“陛下！”礼部侍郎钱士升出列反对，“陈启新一介武夫，骤登清要，有违祖制。且其言多偏激，恐开幸进之门。”
温体仁也皱眉道：“给事中乃言官要职，向来由进士出身者充任。陈启新虽言切时弊，然资格不足，恐难服众。”
崇祯却冷冷道：“祖制？朕问你们：按祖制取士，何以取来满朝庸碌之辈？流寇四起，建虏屡犯，你们这些进士出身的老爷们，可有良策？”
殿内一片死寂。
崇祯继续道：“陈启新所言，正切中时弊。科举取士，已成朋党之阶。从今日起，举人、贡生中有才识者，亦可破格擢用。”
这道旨意，表面上是打破用人桎梏，实则埋下更深隐患。以温体仁为首的“浙党”，以钱士升为首的“东林余绪”，以及新崛起的“北党”“楚党”，都开始暗中活动，拉拢寒门士子，扩张势力。
而陈启新本人，骤得高位后，很快陷入党争漩涡。他先依附温体仁，攻击东林旧臣；后又见崇祯对温体仁渐生不满，转而投靠新入阁的林钎。朝臣多鄙其为人，称其为“跳梁给事”。
正月丁卯，崇祯起用前礼部侍郎林钎，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
林钎，字实甫，福建同安人，万历四十四年探花。此人以清廉耿直着称，天启年间因反对魏忠贤建生祠被削籍。崇祯即位后复起，历任礼部侍郎等职。此番入阁，被清流士大夫寄予厚望。
林钎入阁次日，便上疏言事：“陛下，臣观今日朝局，有三大患：一患党争不休，各立门户；二患边事日亟，将帅不和；三患民生日蹙，赋税日重。欲救时艰，当先除此三患。”
他提出具体建议：一、严禁官员结党，违者重处；二、统一前线指挥，令卢象升总督中原剿贼事；三、减免灾区赋税，暂停三饷加征。
这些建议，条条切中要害。崇祯阅后，朱批：“知道了。”却未置可否。
温体仁见林钎得势，心中不悦。某日朝会后，他邀林钎至文渊阁议事。
“实甫兄，”温体仁假意关切，“你初入内阁，有些事可能不知。减免赋税之议，陛下不是没想过，然辽东战事、剿贼军费，哪一样不要钱？库帑空虚，如何减免？”
林钎正色道：“温阁老，正因库帑空虚，才更该减免。百姓已到人相食的地步（指山西饥荒），若再催征，必生大变。昔年张居正整顿财政，亦先清丈田亩、裁汰冗费，而非一味加赋。”
“此一时彼一时也。”温体仁摇头，“如今流寇四起，若停征饷银，大军顷刻溃散。实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