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派去的是方以智的学生周文彦。这年轻人二十出头，却是秀才出身，熟读《大明律》和历代田制，说话条理清晰，待人接物也得体。他带着两个助手，当天下午就赶到了高家庄园。
庄园坐落在绥德城东，占地数十亩，亭台楼阁，气派非凡。周文彦递上拜帖，等了近一个时辰，才被引入偏厅。
高维岳五十出头，干瘦精明，穿着藏青色绸衫，正坐在太师椅上喝茶，眼皮都不抬：“新家峁的人？来替那些泥腿子说情？”
周文彦不卑不亢，拱手行礼：“高老爷，晚生周文彦，奉李同知之命，前来厘清杏子河滩地的归属事宜。”
“归属？”高维岳放下茶盏，嗤笑一声，“地契在我手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有什么好厘清的？”
“放屁！”高维岳一拍桌子，“那地是我高家祖产，地契在此！你们不经主人同意擅自开垦，按律该杖八十，田地没收！我没告你们侵占，已经是宽宏大量了！”
“高老爷的地契范围模糊。”周文彦寸步不让，“‘东至黑虎山，西至老榆树’——黑虎山在哪？老榆树是哪棵？且这份地契是弘治年间的，距今已一百五十余年，地界早已湮灭。按律，抛荒三十年以上的土地，视为无主，开垦者得之。”
“少跟我扯律法！”高维岳站起身，指着周文彦的鼻子，“在绥德，我高家就是律法！告诉你家主子，三天之内，把人撤走，粮食留下。否则，别怪我翻脸无情！”
周文彦还想争辩，高维岳已拂袖转入内室，管家高福上前做了个“请”的手势——逐客了。
第一次交涉，彻底失败。
李健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他立刻派出多路人马，从各个方向调查高家底细。
第一路去西安，由方以智通过旧日关系，查高维峰的底细。回报：高维峰虽只是布政使司经历（掌管文书的小官），但擅长钻营，与陕西按察使司的几个官员关系密切，还和司礼监某位太监的远亲结了姻亲。此人贪财好色，在西安官场名声不佳，但因会来事，暂时没人动他。
第二路在绥德本地打听，由侯方域派出的几个老成持重的情报员负责。他们扮作货郎、游医，在绥德城乡走访，收集到的信息触目惊心：
高家这些年兼并土地，手段狠辣至极。常用的一招是“围地”：先低价买下某块地周边的好地，然后或阻断水源，或破坏道路，或纵牲畜践踏庄稼，逼得中间的地主不得不贱卖土地。
对佃户更是苛刻。正常地租是五五分成，高家收到七成，遇灾年也不减免。有佃户交不起租，高家就抓人送官，勾结胥吏，轻则杖责，重则下狱。这些年被高家逼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的，不下二十户。
“高三尺”的绰号，就是因为他兼并土地时寸土必争，连地边地角都要算计清楚，一丝一毫都不放过。
第三路在杏子河沿岸走访老户。终于，在距离河谷十五里的一个渔村，找到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船夫。老人耳朵背了，眼睛也花了，但记忆还清晰：
“杏子河滩？那可是个好地方……三十多年前，嘉靖爷那时候吧，发过大水，黄河倒灌，整个滩都淹了，淤泥三尺深。原来那里是有几户人家，地也不错，但大水之后，死的死，逃的逃，就荒了。”
“高家的地？有，高家当时在那边是有几十亩地，但冲毁了，地界石都没了。后来高家找过，没找着，也就不了了之。现在他们拿的地契……嘿嘿，鬼知道是真是假。”
老人最后说：“那地方荒了三十多年，草都不长，成了乱石滩。这两年有人去开荒，我还说呢，谁这么傻，那地方能种出粮食？没想到……还真种出来了。”
关键信息到手：高家的地契可能曾经有效，但地界已失，且三十多年未主张权利。按大明律，这种情况该由官府重新勘界——但前提是，官府公正。
李健将所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