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总，在议事堂分析：
“高维岳真正的目的，恐怕不是要地，而是要今年的收成。四千石谷子，值四千多两银子，对他也是笔大钱。地契纠纷只是个由头——成了，他白得一片好地；不成，至少也能讹一笔。”
“那咱们怎么办？”李定国问，“硬扛？”
“先看看他下一步。”李健道，“三天期限，看他怎么动。”
三天后，高家果然动手了。但不是硬抢，而是走了“合法”途径。
九月廿二，绥德知县派了二十多个衙役来到杏子河谷，贴出告示：
“查杏子河滩地归属存疑，经县衙初判，暂行封存。所有收成暂扣县衙，待查明归属后再行处置。垦荒人等即刻退出，不得阻挠公务。”
同时，高维岳暗中指使一批地痞，夜间破坏水渠，往田里撒盐。还四处散布谣言：“新家峁强占民田，官府要严办！”“那些流民都是贼寇，占了地就不走！”
垦荒队群情激愤。赵大勇带人护住谷子，与衙役对峙：“这是我们流血流汗种出来的！谁要抢，先从我们尸体上踏过去！”
衙役头目是个老油子，见状也不硬来，只围住田地，不让收粮。双方僵持。
消息传回新家峁，内部意见分歧。
郑老汉拍桌子：“打！高家欺人太甚！咱们出兵把谷子抢回来，看谁敢拦！绥德县衙算什么？咱们连延安府都不怕！”
钱小满则忧心忡忡：“高家有官府背景，真打起来，咱们就成‘抗官’了。朝廷正愁没借口对付咱们呢。孙传庭那边，可是一直盯着咱们。”
顾炎武沉吟道：“此事关键在于‘理’字。咱们占理，但高家占‘势’。如何以理破势，需仔细斟酌。”
李健听着各方意见，手指在地图上轻轻敲击。良久，他抬起头：“斗而不破，争而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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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正式申诉。
以“杏子河垦荒队全体农户”的名义，将开垦过程、投入清单、证人证言整理成厚厚一册，递交延安知府赵彦。册中详细列明：何时开工，投入多少人工，修建哪些设施，预计收成几何。并附上老船夫等人的证言，证明此地已荒废三十余年。
同时，李健让方以智以私人名义给赵彦写了封信，语气委婉但意思明确：此事若处理不公，垦荒队万人（夸大数字）将赴省城告状，甚至进京叩阍。届时舆论哗然，赵知府脸上也不好看。
第二，发动舆论。
侯方域亲自操刀，将高家如何欺压百姓、如何伪造地契（虽未证实，但可暗示）、如何与官府勾结的事迹，编成几个通俗易懂的故事。
这些故事通过说书人、货郎、游方僧，在绥德、延安乃至周边州县传播。重点突出两点：一是新家峁开荒是为了安置流民，是“为国分忧”；二是高家夺地是为了私吞粮食，是“与民争利”。
还编了顺口溜：“高三尺，心太黑，一张破纸要抢粮；垦荒人，汗流干，辛苦一年为谁忙？”
第三，武力准备。
李定国及高杰秘密调集二千五百民兵，全部换上普通农民衣服，携带短刀、棍棒、弓箭（伪装成猎户），分散进入杏子河周边十几个村庄。一旦高家动用武力抢粮，即刻反击，但严格控制规模——只驱逐，不追杀；只护粮，不占地。
李健特别叮嘱：“记住，咱们是‘自卫’，不是‘攻击’；是‘护粮’，不是‘抢地’。只要高家的人先动手，咱们反击就名正言顺。”
这场冲突在普通百姓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在新家峁控制区，人们义愤填膺。茶馆里、田间地头，到处都在议论：
“高家太欺负人了！咱们辛辛苦苦开的地，他们一张破纸就想抢走？”
“李大人这次可不能软！咱们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