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八年九月的时候，陕北的秋意已浓。杏子河谷的三千多亩新垦河滩地，谷穗沉甸甸地垂着头，在秋风中荡起一片金黄波浪。这片曾经的乱石滩，经过新家峁垦荒队近一年的整治，如今已是渠网纵横、田垄齐整的丰腴之地。
然而，收获的喜悦还未散尽，麻烦就来了。
九月十八清晨，一支两百多人的队伍突然闯入河谷。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穿着绸衫的瘦高个，身后跟着一群手持棍棒、腰挎短刀的打手，再后面是几十个扛着麻绳扁担的壮汉——这是要来收粮的架势。
垦荒队长赵大勇正在田边查看谷子成熟度，见状立刻带人拦了上去。
“诸位，这是新家峁的垦荒地，不知有何贵干？”赵大勇抱拳问道，语气不卑不亢。他身后，一百多个正在干活的垦荒队员也聚拢过来，手里握着镰刀锄头。
瘦高个扬了扬下巴，旁边一个账房模样的中年男人上前一步，抖开一张发黄的纸张：“看清楚了！这是弘治年间的地契！杏子河上下游三十里，都是我高家祖产！你们占了我们家的地，还不快滚！”
赵大勇接过地契细看。纸张确实老旧，字迹模糊，但印章依稀可辨。内容写着：“立契人高文远，有杏子河滩地一处，东至黑虎山，西至老榆树，南至河心，北至官道，计地三千五百亩……”
“高管事，”赵大勇将地契递还，“这地契说不清楚。黑虎山在哪？老榆树是哪棵？我们开荒时，这里是乱石滩，连棵草都不长。若是你家的地，为何几十年不耕种？”
瘦高个就是高家管事高福。他冷笑一声：“我家的事要你管？地契在此，官府备过案，这就是凭证！再不让开，休怪我不客气！”
双方对峙起来。垦荒队多是经历过饥荒的汉子，一个个面色黝黑，眼神坚毅，握着农具的手青筋暴起。高家带的护院打手则一脸凶相，手里的棍棒刀子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去报信！”赵大勇低声对身边一个年轻队员说。那队员转身就跑，钻进了谷子地。
消息传到新家峁时，李健正在议事堂与钱小满核对今年的粮食总账。听到“高家”二字，他眉头一皱：“可是绥德那个高维岳家？”
报信的快马喘着粗气：“正是！领头的是高家管事高福，带了二百多人，要抢咱们的谷子！”
黄宗羲放下手中的笔，补充道：“高维岳是举人出身，他弟弟高维峰在西安布政使司当经历，正六品的官。高家在绥德有田万亩，佃户上千，是陕北数得着的大户。这高维岳还有个绰号叫‘高三尺’。”
“高三尺？”李健问。
“意思是凡他看上的地，总要刮去三尺土——形容其贪得无厌。”
黄宗羲摇头，“这些年他兼并土地，手段狠辣，逼死的人命不下十条。听说他最喜欢在荒年低价买地，等丰年再高价租出去。”
李健放下账册，走到墙边地图前，手指点在杏子河的位置：“那片河滩地，咱们投入了多少？”
钱小满翻出厚厚的记录本，快速计算：“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九月，投入人工八千三百五十个工日；开引水渠三里二，排水沟五里；垒石堰五百二十丈；施底肥三千二百担；还建了三个水车、两处谷仓。按市价折算，至少投入了三千五百两银子。”
“收成预计？”
“谷子长势极好，亩产应该能到一石三，三千亩就是三千九百石。按现在市价，每石一两二钱，总值四千六百八十两。”
李健冷笑：“也就是说，高家想空手套白狼，吞掉咱们八千多两的投入和收成。好大的胃口。”
“盟主，怎么办？”郑老汉急了，“硬顶的话，高家有官府背景；退让的话，以后谁都能来咬咱们一口。这开了头，后患无穷啊！”
李健沉思片刻：“先礼后兵。派个懂律法的去交涉，看看高家到底想干什么，底线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