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手停在半空中。
那本账簿就在眼前——深蓝色布面，线装，纸页泛着陈旧的黄。裕安把它推过来时，手指在封面上敲了三下，像敲在棺材板上。
“曾大人，”裕安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毒蛇吐信，“令婿的命，值五万两。但这本账……值多少？”
书房里只点了一盏灯。
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扭曲、拉长，在书架间纠缠。曾国藩能闻到空气里的气味——墨臭，霉味，还有裕安身上那股檀香混着铜锈的、令人作呕的甜腻。
他背上的鳞片，正在疯狂预警。
每一片都在发烫，在收缩，在催促他：杀了他。撕碎他。把这间屋子、这个院子、这座城都染成红色。
但他不能。
因为聂缉椝还在地牢里。
因为眼前这本账簿，封面上那行小楷，写的是：“甲子年至丙寅年，江宁各路军务往来细目”。
甲子年，同治三年。
湘军攻破天京那年。
事情要从三个时辰前说起。
曾国藩确实带着五万两银票去了裕府。不是妥协，是试探——他想看看，裕安背后到底站着谁，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勒索两江总督。
裕安在花厅接待他，茶是上好的雨前龙井，点心是南京城最贵的桂香斋。一切都合乎礼节，甚至过于恭敬。
直到银票放在桌上。
裕安没看银票，反而笑了：“曾大人果然爽快。不过……五万两，怕是不够。”
“什么意思？”曾国藩没动。
“令婿的命，值五万两。”裕安端起茶盏，吹了吹浮叶，“但大人的名声，值多少？湘军上下三百将领的前程，又值多少？”
他放下茶盏，拍了拍手。
管家捧着一本账簿进来，轻轻放在两人之间的茶几上。
就是此刻曾国藩眼前的这本。
“翻开看看？”裕安做了个请的手势。
曾国藩没动。
他的手指在膝上微微颤抖——不是恐惧，是压制。压制体内那股想要破体而出的暴戾。他能感觉到，耳后的裂缝在扩大，有粘稠的液体渗出，顺着脖颈流进衣领。
“曾大人不敢看？”裕安自己伸手，翻开账簿。
纸页哗哗作响。
停在某一页。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裕安念道，声音平缓得像在念诗，“湘军吉字营破天王府东侧偏殿。缴获黄金八百两，玉器四十件，珍珠三斛……入账黄金二百两，玉器五件，珍珠半斛。余者，由营官李臣典、萧孚泗等七人私分。”
他又翻一页：
“六月十八，破天王府地库。得前明官窑瓷器一百二十件，古画三十七轴……入账瓷器二十件，画五轴。余者，由各营主官按职衔分配。”
再翻：
“六月二十，查抄东王府。得银二十八万两，其中八万两未入公账，由曾国荃大人亲批，犒赏攻城先登将士……”
“够了。”曾国藩说。
声音很哑。
裕安合上账簿，抬起头：“这才三页。后面还有一百七十页，记的是天京破城后三个月，湘军各部在南京城的‘收获’。大到王府库银，小到民宅门环，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他身体前倾，压低声音：
“曾大人，您猜猜，这本账要是送到京城，送到御史台，送到……太后眼前，会怎么样？”
烛火跳了一下。
曾国藩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