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人拥有口分田，看似拥有生业之本”，然其产出之利”，大部分通过租庸调流入朝廷、官府，小部分或流入地主之手。”
“其自身所留，仅够生存，甚至不足。故其“利”薄，其势”微。”
“工匠依附官府或私人，其技艺所创之利”，几乎尽数被官府或主家汲取，自身仅得存活之资。故其利”更薄，其势”更微。”
“商贾虽能聚利”，然因其地位低下，无政治权势庇护，其利”随时可能被权势者以各种名目剥夺，难以稳固。”
“故其虽有利”，却难成势”，甚至因利”招祸。”
“而士人，尤其是高门士族，”李承乾顿了顿，目光锐利起来。
“他们或通过科举，或凭借门荫，掌握权力——这最大的势”。”
“凭借此势”，他们不仅可以获得优厚俸禄，更能影响政策，保护并扩张自身家族之利”，甚至可以利用权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对农、工、商所创之利”的分配。”
“于是，便形成了一种循环：有权者愈易得利，有利者借利求势，或至少寻求权势庇护。”
“而无利无势，仅凭劳作创造生业之本”与生发之力”者，则始终处于“利”与势”的最底层。”
李承乾总结道，语气带着一种勘破世情的冷静。
“故而，儿臣浅见，这天下之人，若依其在实际生产与权力格局中所处之根本地位，或可大致分为几类，而非简单的士农工商。”
“其一，皇室、勋贵、高品官员，他们位于势”与利”的顶端，制定或深刻影响“相处之规”。”
“其二，中下层官员、地方豪强、大地主，他们拥有相当的势”或利”，是相处之规”的执行者与受益者。”
“其三，普通士人、自耕农、自由工匠、中小商贾，他们或许拥有少量生业之本”或技艺，但势”微利”薄，是相处之规”的主要遵守者与被汲取者。”
“其四，佃农、雇工、官奴私婢，他们几乎不拥有生业之本”，纯靠出卖劳力为生，处于最底层，其生发之力”几乎被完全汲取。”
“父皇，”李承乾抬起头，目光灼灼。
“这或许便是隐藏在四民”分野之下，更深层次的————阶级之分。”
“阶级一词，古虽不显，然《左传》昭公七年有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此虽是古制，且言等级，然其揭示的人因地位不同而形成的层层臣属关系。”
“与儿臣所观察到的，因利”、势”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群体之隔阂与对立，其理相通。”
“并非所有士人皆属上层，寒门士子若无背景，其处境恐比富庶农夫亦不如”
。
“亦非所有商贾皆属下层，若能结交权贵，成为皇商官商，其“势”与利”亦不可小觑。”
“但这更说明，决定一个人所处位置的，并非其业”之名称，而是其实际掌握的利”与势”，及其在相处之规”中所处的地位。”
李世民彻底震撼了。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如同雕塑。
书房内寂静无声。
太子这番话，引经据典，却又完全跳出了经典的框架。
他将《管子》的敛财论、《史记》的财富观、《左传》的等级说，与自己观察到的现实、以及那套“生业之本”、“生发之力”、“相处之规”的理论熔于一炉。
锻造出了一把名为“阶级”的利器，生生劈开了他眼前一直笼罩着的迷雾。
是啊，为何前隋炀帝时，民力枯竭，天下皆反？
正是因为那套“相处之规”对底层汲取过甚，破坏了“生发之力”的根基，导致承载“生发之力”的庞大阶级无法生存，最终“相处之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