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八月 武汉
万家岭的辉煌胜利，并未能逆转武汉会战整体的战略颓势。军这支功勋部队，携着战场硝烟的余味、无上荣光的金轮以及近八千名补充新兵和亟需整理的装备，奉命撤至武汉外围整训时，这座号称“东方芝加哥”的华中巨擘，正上演着一曲混杂着悲壮、慌乱与最后疯狂的末世交响。
长江，这条中华民族的脐带，此刻成了运输生命线与溃逃之路的矛盾结合体。逆流而上的，是满载兵员、弹药、钢筋水泥的军用驳船和征用的民船，士兵们倚着船舷，望着两岸风景，面容大多凝重，间或听到万家岭下来的老兵带着沙哑的自豪向新兵们吹嘘那场血战；顺流而下的，则是装满了沉重机器、成箱档案、莘莘学子以及无数拖家带口、面露仓惶的难民的轮船，他们将希望寄托于上游的重庆。汉口、汉阳的码头区，力夫嚎叫着扛运物资，军官大声呵斥维持秩序，小贩在人群中穿梭叫卖，混乱中透着一股顽强的生机。
城市内部，战争的印记无处不在。主要街口用沙包和木料垒起了防空掩体和街垒，上面刷着“誓死保卫大武汉！”“抗战必胜”的标语，墨迹犹新，却己被风雨侵蚀了几分。报童尖利的叫卖声穿透市井喧嚣：“看报看报！万家岭大捷后续！松浦师团长押解抵汉！”“日军逼近鄂城，我军浴血阻击！”“军委会嘉奖第26军！”，“万家岭”三个字是此刻最能提振士气的强心剂。空气中弥漫着江水的湿气、煤烟、扬尘、廉价烟草味，还有一种无形却无处不在的焦虑，压在许多人的心头。
第26军的临时驻地设在武昌郊外一片原属省军、略显破败但规模尚可的营区。虽然顶着“飞虎旗”获得者的光环和军委会优先补充的令箭，但实际的整训工作千头万绪，困难重重。八千新兵，多是热血满腔却未经战阵的青年学生和农民，眼中既有对功勋部队的向往，也有一丝对未知战场的恐惧。他们需要被迅速打散编入经历过血火淬炼的老部队骨架中，进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和思想灌输。补充来的武器也陆陆续续运抵：崭新的中正式步枪，p一28冲锋枪、捷克式轻机枪，g一34通用机枪，马克沁重机枪（外汇购得）是宝贝，弹药基数却远未达到标准。装甲团的维修车间日夜不停，技工和士兵们围着那些从万家岭战场上拖回来、伤痕累累的t-26、维克斯坦克以及幸运补充来的几辆新车（包括六辆崭新的斯图亚特装甲车）忙碌着，油污味和金属敲击声是这里的主旋律。全军上下，在荣誉的光环下，实则像一个刚刚经历大换血的巨人，急需时间让新的血液与旧的肌体融合，恢复乃至超越昔日的战斗力。
抵达武汉的次日，程廷云便接到了军委会的紧急通知，前往设在汉口商业银行大厦内的委员长行辕参加高级军事会议。大厦外戒备森严，岗哨林立，气氛肃杀。
会议室里将星熠熠，烟雾缭绕。副参谋总长白建生、军政部长何应钦、政治部长陈诚、军令部长徐永昌等中枢大员面色凝重地坐在前排。各战区、各主力兵团的司令官、军长们，如李宗仁、薛岳、张发奎、汤恩伯等，或沉思，或低声交谈，眉宇间都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与忧虑。程廷云的到来吸引了不少目光，这位再创奇迹的“抗日名将”、黄埔一期的佼佼者，因其在万家岭的杰出表现和俘虏敌酋的殊勋，加上淞沪，台儿庄的赫赫战功，己然成为军界瞩目的焦点。友善者点头致意，复杂者则投来审视或隐含嫉妒的一瞥。
xx身着上将呢制军服，身影清瘦，面容严峻，在侍从室主任林蔚的陪同下步入会场。全体将领唰地起立。他走到主位，目光如电般扫视全场，在程廷云脸上略有停顿，微不可察地点了一下头，示意众人坐下。
会议的气氛如同武汉阴沉的天空。军令部长徐永昌用教鞭指着巨大的军事地图，详细讲解当前危局：长江北岸，日军第2军主力突破大别山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