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分工加剧了家庭内的分工，由于女性的生物属性较强，社会属性较弱，男子在生产劳动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妇女逐渐被排斥在社会劳动之外。社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更，引起了两性关系的变化，于是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一夫一妻制应运而生。男女双方根据各自的特质各司其职，女性主要负责繁育后代、照顾家人、贡献家庭，并进行辅助性的生产劳动；男人则主要从事社会生产活动，为家庭提供必要的经济来源，并协助妻子抚育孩子。由于男性要把财产传给自己真正的后代，所以需要限制妻子的性自由，要求妻子绝对保持贞洁，以便生育出丈夫的嫡亲子女，而且还要求妻子在心理上也要贞节，忠于自己的丈夫。一夫一妻家庭的确立，使得男子对自己的后代负责，提高了后代的成活率和质量，为人类的繁衍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贞操作为夫妻之间的一种契约，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贞操观念虽然表现为对性行为的限制,但它是妇女自觉采取的一种对性对象的自主选择。产生这种自主选择的社会历史条件有两个，一是原始农业开始形成和发展，使女性成为生产和生活中的主要角色。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人类智能的发展启发了女性的个体意识，女性意识的个性化由此萌发，表现为一种原始的贞操观念——不甘委身于任何一个异性。二是女性的体力弱于男性这一生理特点，这也是是贞操观念产生的生理基础。这种生理特点使女性在群婚习俗中感到屈辱、难堪和无奈，因为这种习俗使性行为因人口密度增大而愈益在违背妇女意愿下频繁地进行，因此摆脱屈辱，解救自己，成为了妇女的迫切要求。而父权制、私有财产和父系继承权的出现，使得贞操观念所要求的从一而终变成了禁锢妇女性意识，剥夺妇女性权利的性道德指令，一夫一妻成为片面对妇女而言的制度，贞操也异化成了束缚妇女个性之物。
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贞节的认识和重视是从“男女有别，夫妇有别”开始的，它适应了家族战胜氏族，父权战胜母权社会变化的要求，结束了人类“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历史。据《礼记·昏义》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礼记·效特牲》说：“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有了这种以男性血统确定亲缘关系的思想便产生了妻子恪守贞操以确保“生育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的要求，对妇女的行为有了种种限制和规定。《礼记·内则》说：“男女不杂坐”，“贞女不更二夫”等，社会上也涌现出了华孟姬、宋伯姬等一些以身殉礼的节烈妇女。这种对女子恪守贞操的要求在地域上，尤以齐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较为强烈。
在先秦早期的文献中有关于“贞女”的记载，《周易》中虽有褒扬贞操的言辞，但对寡妇改嫁却没有严格的限制，相反还受到社会和国家的重视，少女婚前还享受一定程度的性自由。从《史记》中可以发现秦曾与羌戎有过两次通婚，燕人有戎人血统，这种独特的历史和与西部少数民族既共存又斗争不已的地理人文环境决定了秦必不可免地受到这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的熏陶，加之秦人本身浓厚的原始氏族习俗，所以在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父没则妻其后母”“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之”的现象。在秦人中也普遍存在着男女不分，男女滥交，婚姻关系紊乱的现象，“父子同穹庐而卧”，儿媳“抱哺其子与公并据”，大伤风化的现象和行为比比皆是，并且根深蒂固，风气极盛，以至于在商鞅变法整顿风化七十余年后，仍有“义渠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等事件发生。秦穆公的女儿辰嬴曾先后事晋惠公、晋文公，于是，当晋大夫议立嗣子时，便以“为二君嬖，淫也”为由，不立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