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就是在父亲当财粮时，上级下来几个给贫困户补助的指标，父亲的这个远房叔叔觉得父亲是村上的财粮，就找父亲让把他家评成贫困户，也得些救济粮。那时全村比父亲这个远房叔叔困难的户多啦，他根本不符合条件，父亲就没有给他这个贫困指标。不巧不成书，偏在这时父亲的这个远房叔叔的老伴熬杏核子粥，边扬边尝，让杏核子粥药死了（说是熬杏核子粥锅内熬着，得用瓢扬够一百下，才不药人，父亲的这个婶子边扬边尝，尝多了就药死啦）这下我父亲算是得罪了他的这个远房叔叔。还有于六等人，他们趁这文化大革命的机会，给我父亲总结黑材料，编造事实。特别是于六，他又把假斗争的手段搬出来，说我父亲不应该是中农成份，是土改漏掉的富农，应该给父亲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把我两个在城里工作的哥哥都整回来，归他们管制。还说父亲在旧社会就有胶车、有大烟、有现大洋等，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了父亲的头上，召开群众大会，让我父亲交待。俗话说的好“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们”我父亲也是刚正不阿，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之人，哪怕他们这些跳梁小丑。就义正词严的说：“我李景文有什么事，旧社会我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我受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比任何人都多，年轻的不知道，上岁数的哪个不知道，旧社会我都被日本鬼子折腾穷啦，没过一天好日子，我还有什么现大洋、大烟啊，有人还说我有胶车，我要有胶车还能赶着花轱辘车卸煤吗，胶车也不是怀揣腰掖的东西，我要有我能把它藏到哪去，土改时有些人就说我们是富农，开了假斗争，区政府的王政委说没顾过活，没剥削人就不能是地主富农，我们不但没有顾过活，我二哥还常年给地主扛活，受别人的剥削，我们那时虽然有几十亩土地，但土改平分土地时，我们家11口人每口人分土地八亩，我们应该得土地88亩，解放前我们才75亩地，土改时我们还进了13亩土地呢，我们怎么是富农了呢？解放以后，1944年至1946年，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八路军来回对拉着打仗，中央军有时也打过来见着农会干部就杀，我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一分钱不挣当了十年村干部，尽为人民服务啦，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周洪君见父亲义正辞严，越说越有劲，就忙打断父亲的话说：“你当了几年村干部还报苦呢，***、***比你的功劳大不大呀，照样被打倒。你还说你二哥给地主扛活受人剥削，我看你们那是搞副业。大家不要听他李景文的，都要揭发他的历史问题，知道啥说啥，不要怕。”广大群众都不知声，于六、李凤起等人看群众不说话，就让我父亲上会场前面站着，低头弯腰，拳打脚踢折腾了半宿才散会。
这周洪君、于六、李凤起等人看在本小队没有人说我父亲的坏话，就伙同上营子的几个积极分子，在1968年的农历腊月初七，把我父亲和后院的我七爷爷、八爷爷，还有三队的刘景玉我大叔等四人，一起关进大队三间破土房里。窗上的玻璃都打的七零八落，四面透风，那可是三九天啊，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死俩仨，我父亲正是在这天寒地冻的腊月初七被抓的，这可能都是于六出的坏主意，他们是想要我父亲等四人的命啊。
我父亲他们四人白天挨一天冻，到了晚上他们召开全村的积干民兵会，让父亲低头、弯腰，拳打脚踢，我父亲根本没有问题，向他们交代什么，他们见我父亲和刘大叔不按他们的指令说，就把四条腿的板凳，一头架在我父亲和脖子上，另一头架在刘大叔的脖子上，李凤起、于六等人把一搬一块的上百斤的大煤抬起放在凳子上，压的父亲和刘大叔两手着地，他们还不让，用脚狠狠的踢父亲和刘大叔的胳膊，把父亲和刘大叔最后压的趴在了地上起不来。他们才肯罢手。开会的时候屋里生着火炉子，散会以后，他们又用冷水把炉火全都浇灭，把父亲和在一起关押的几个人冻的坐在凳子上背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