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认准的东西说干就干。1954年冬，父亲辞去村财粮的职务回家务农，看家里的孩子多，依靠农业的收入是满足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所需，他就张罗着找个木匠打花轱辘车，打了一个月，车打的很好。父亲又买来一头草黄色骡子和家里原来的一头毛驴拉车，去四龙拉煤往天义卖，起早贪黑两天一趟，一冬天卸煤赚的钱比一年的农业收入还多。但干了不到两年，1957年全国成立了人民公社，把一家一户的土地、牲畜、大车及一切农具都入了社。成立生产队搞供给制，成立食堂。在生产队干活的到食堂吃饭，不干活的也一样吃饭。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从1959年到1961年又连续遭受三年的自然灾害，闹了全国性的灾荒，人们没有粮食吃，每个人一天才分二两粮食，肉、蛋、菜更是一丁点也没有。把人们饿的把树上的树叶都捋光充饥，谷子不去皮还得掺上糠用碾子轧成细面熬粥喝，蒸出的窝窝头都不成个，用手一拿就散了。地里的苣荬菜都挖光了，荞麦花、王玉糊、玉米秸人们都用来充饥。父亲母亲疼我们这些儿女，让我们吃含粮食多一点的干粮和粥，他们确用糠菜充饥。把父亲饿的连一挑子水都挑不动。钱也不顶用，一挑子干白菜，就得好几十元钱，那还买不到。多亏了1961年实行了自留地，每口人分四分、五分的土地，由各家自己耕种，到秋天打下了粮食，人们才逐渐有了点粮食吃。
我的父亲在生产队赶过车，放过羊、修过红山水库、钓鱼台水库、打虎石水库、甸子灌渠，生产队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特别是我们村在四龙建一个小煤矿，小队的社员到小煤矿干活，八小时一班，三班倒，煤矿井上干活的，每人每班挣十分工，补助三角钱。井下干活的每人每天补助八角钱，挣十分工。（当时十分工好年景最多值五角钱，不好的年景十分工才值几分钱）父亲在冬天农闲时就去小煤矿干活，在井上推磨车，早晨起早拿着两个干粮和咸菜走十多里路，到煤矿推一天磨车，中午吃口干粮和咸菜，晚上下班，还得走十多里路回家，累得父亲晚上睡觉直打咳声。母亲看父亲累的那样，劝父亲休息两天，父亲为了我们这个家能还上口粮款，一天工都舍不得耽误。
1966年在全国内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利用。林彪、江青等人为了抢班夺权，排除异己，他们用卑鄙的手段，莫须有的罪名，打倒了***、***、、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林彪集团、江青集团拉大旗做虎皮，打着拥护***主席的幌子，倒行逆施，尽搞篡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勾当。发动群众斗群众，砸烂了公、检、法，各地都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搞派性斗争，张贴大字报，互相指责甚至谩骂。学校也搞起了停课闹革命，搞全国性的大串联，红卫兵坐火车不花钱，到哪吃哪、住哪不用花一分钱。农村也搞起了什么红色革命，把各家的土院墙用沙泥横着抹一长条裙带，用红漆写上毛主席语录，用油毡纸刷上红漆，用黄漆写上毛主席语录，钉上木框和腿，立在大街小巷两旁，用谷草扎两个草人，弄得非常难看，立在十字路口上，用来丑化***主席和***主席。还说什么要从革命队伍中揪出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挖什么内人党。有些坏人趁机兴风作浪，公报私仇，我们村在土改时搞假斗争打死人的光棍于六、周洪君、李凤起等人，他们又把土改搞假斗争的那一套搬了出来，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就好像全村就他们是好人，别人都是坏人似得。天天晚上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把整个村子弄得乌烟瘴气。
因为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解放后又当了十多年村上的财粮，父亲工作又认真，不徇私情，不可避免的得罪了一些小人。父亲有一远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