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李定国深深感觉到对方来桂的目的，决不仅仅是将他责怪一番和“随便看看”那么简单，一定还另有深意，不过对方既然不说，他自然也不便问。而对于孙李之间的芥蒂，在场各位大都是有所耳闻的，知道他们虽然同属张献忠的义子，但却一向面和心不和。昔日张献忠在世时，麾下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大将军，不仅是他的心腹义子，更是能征贯战，独当一面的骁将，且四人地位也大抵相当，一向平起平坐。张献忠在四川西充凤凰山中箭阵亡后，四人当机立断，迅即率领大西军余部由四川杀向清军大后方云南贵州一带，拿地方割据和明朝残余势力开刀，经过一番开疆辟土，招兵屯田的苦心经营，很快便打出一番新气象，不仅兵力大增，还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根据地。胜利果实来得如此艰辛，却不料很快就有人来捡拾落地桃子了。有那前大西国丞相汪兆麟和献忠妻张氏，在献忠阵亡后不久就已勾搭成奸，在大西军最艰难的时刻，二人既怕清军追杀又怕将士嫌恶，一直深居简出，龟缩不敢出头，待大西军重新兵强马壮，局势稍事稳定之时，二人便开始兴风作浪了。大西军每有重要会议，二人必定到场，不仅占据要席，而且总是以“宰相”和“皇后”的身份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公然傲居四大将军之上，而所出号令和当初献忠在在世时一样血腥嗜杀，每每和四将军意见相左。大军驻扎遵义时，“宰相”奉“皇后”驻桃源洞，公然要求各文官武将每早必先往朝，凡事奏请而行。四将军见二人无德无才，无勇无谋，当日仗着义父宠信方才谋得高位，此时此刻居然还敢如此嚣张跋扈，一个个怒不可遏，后来四人经过密谋，在一次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一举除掉了这对既碍眼又碍事的男女。事后四人各复本姓，由于孙可望是大哥，他便理所当然地以老大自居，自封“大帅”，然另外三人最多也只是名义上和礼节上对他尊崇有加，而实力上却始终和他分庭抗礼，真正有甚么军国大事，还得四人坐下一起商议，无法做到一人独大，擅作威福。后来艾能奇在一次征讨东川的战斗中身中毒箭而亡，孙可望趁势收编了他的军队，兵力陡增。不久后人们便习惯性地把孙李刘三人分别称作“东府”、“西府”和“南府”。三府各有强兵，所部已囊括了所有大西军，实际上成了领导整个大西余部的三巨头。尽管孙可望仗着兵力最强，一直想凌驾于李刘之上，并多次对二人发号施令，却又总是不那么灵光，每每受到抵触和抗拒，因此上反倒生出不少嫌隙。刘文秀倒还罢了，真正让孙可望忌惮的还是李定国，主要原因还不在于其兵员的寡众，而在于李定国不但治军有方，所率部众战斗力极强，而且因其为人正直公允而深孚众望，孙可望每欲寻隙，反倒在李部和本部将士中滋生出不少不满情绪而多不能如愿，而李定国对孙可望，大抵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表面上还是维持着他做“大哥”的名头的尊严，只是这次联明抗清，却是兄弟二人经过激烈争执后的结果。当初在贵阳时，四兄弟和一些高级将领开会商议今后行止，本来按照孙可望的意思，是要将队伍开到广东南岭一带发展割据，同时训练一支水师，一旦遇到危机便可出海，而李定国却极力主张同南明朝廷联合，共同恢复大明江山。在这件事上，李定国寸步不让，表现得甚是坚定，甚至一度用战刀将自己刺得鲜血淋漓，众人见状赶紧夺下战刀，并撕开一面战旗为他裹伤，而刘艾二人和大多数将领也支持李定国的意见，不过为了避免孙可望由此产生怨气，又建议设坛会盟，共推孙可望为盟主主持此事。孙可望见大势如此，只得去除己见，和大家一起盟誓，共扶明室。不过孙可望这人也真不失为一代枭雄，一待大西和南明联盟形成，便即刻将永历帝牢牢地控制在手里，利用南明小朝廷对大西军的依赖，强逼永历帝封他为“秦王”，而当初四将军在联明抗清时只是分别以自封的“平东王”、“安西王”、“抚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