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忽乎哉？”
在这篇战国策的篇章当中可以看到的是，当其时的外交人员或者是说客一类的存在，更多是有目的才会专门跑上一趟然后才对相关的任务进行处理。
而这么一来，这样的外交方式的效率相对低下就姑且不说，而两国之间有什么大事情想要迅速解决掉，相关人员都得跑上几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去到其他国家才会有人就这个事情进行解决磋商。
但是即使如此，这种跑断腿的差事事实上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一种“香饽饽”的工作。
这个跟当其时的外交体系有着很密切的关联：
有一种观点认为，战国时期的政治上，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并起，更替称霸，战乱不断，成为我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诞生与发展的政治环境；经济上，奴隶制经济基础开始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确立，形成了我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诞生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文化上，百家争鸣，思想领域空前活跃，由此诞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为我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由于诸侯各自割据称雄，原有经济基础瓦解，地域统治与政权存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华大地上早期的国际关系由此形成，从而外交思想应运而生，并且包含着很多特点。
首先，这种外交思想的萌生是国际关系现实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诸侯国对外政策的确立这个角度来看，国内政治环境和自身实力决定了分析国际态势的视角，从而影响外交政策；从策士其自身的发展来看，他们对国际关系的基本分析决定了其对一国国内政治不同影响，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此外，国际关系现实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还体现在一个“势”字上，包括“时势”和“形势”。
“时势”是指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战国诚生死存亡之时，如何在诸强的裹挟中，求得一席之地并自强以成王霸之业，是各诸侯最为关心的问题，谁能处事不迷，并看得较为长远，谁获胜的几率就更大一些，因此对时局的分析，对实际的把握，是相当重要的，因此纵横家对“时势”相当重视。
而“形势”则是战国时期各国实力及其互相关系的总体态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也是策士们需要不断洞察且根据自身需要尽力维护或者改变的。
其次，这种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我国历史的重大转变、社会剧烈变迁的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异常活跃、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思想家，成为此后的各家各派学说的始祖。成仁取义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治律遵法的法家思想、兼爱非攻的墨家思想等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从事纵横捭阖游说四方的纵横家。这些思想中的精华都不同程度的被战国策士们所接受和吸纳，成为他们的理论依据和感情基调。
可以说，百家争鸣是文化上的纵横捭阖，纵横捭阖是政治上的百家争鸣。
再次，这种外交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历史形势与个人谋略的统一。
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繁，广大人民渴望获得安定与和平。新兴的地主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也希望能够通过统一来获得继续发展的机遇。
这就为广大游士的诞生创造了天然的土壤。
而游士、策士们作为新兴阶级中的一员，其命运也就自然而然地与大一统的历史形势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