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标竿。舞交衢即驾车在交道上旋转时，要合乎节拍，有如舞蹈。逐禽左即在田猎追逐野兽时，要把猎物驱向左边，以便坐在车左边的主人射击。
五御同样也不例外，因为能够做到驾驭战车到这个地步，恐怕就算是没有经历过训练的孔武有力之人，都无法轻松完成这种五御方式。
六艺中的书，即识字，为基础课之一。现在流传下来的“六书”指六种制造汉字的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但是古代并没有对六书有着比较详细的解释，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没有对“六书”详细的名称，也没有对六书的解释。西汉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对六书最早的解释，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指的是文字形体结构，转注、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
九数即九九乘法表，古代学校的数学教材。六艺中的数同样是一门基础课，蕴含着十分深奥的学问。在古代中国，数学和阴阳风水等“迷信”活动一起，被归入术数类。它的主要功能除了解决日常的丈量土地、算账收税等实际问题，就是要计算天体，推演历法。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君子六艺就是一种全面发展一个人能力的教育方式，哪怕是墨家都无法像儒家那样，对自己门徒实行这种教导方式。
而后世的儒生，他们所信奉的是程朱理学。
但是这种程朱理学，早就饱受质疑：
明末，湖北人后起儒家李贽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清朝以后，反禁欲命题态势一度形成。颜元此後力反程朱、老佛的守静与虚学，其中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5]；又批程朱“徒见道於纸，谈道於口，考道於笔”。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
清代戴震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而且不仅如此，明朝中期还有一个人对程朱理学进行大量的实际性批判，这个人就是王阳明以及他的阳明心学。
在阳明心学当中，因为元代以及明初以来流行的程颐朱熹一派的理学强调格物以穷理，王阳明则继承宋代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王阳明的主张为其学生们继承并发扬光大，并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其中又以泰州学派（又被称作左派王学）将其说法推向一个极端，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即使不是读书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王学这种“心即理”看法的发展，也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的正面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因此人欲与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对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
而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贽，徐阶，张居正，唐顺之。尤其是张居正因为信奉阳明心学，进行了对大明帝国几乎说是可以力挽狂澜的改革。要不是因为明神宗的缘故，恐怕张居正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