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三天假期，我们六君子去了邱老道他们乡，一起去的还有贾文光。
县城和乡村之间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和长途汽车，距离近的，几公里的，基本上都是靠自行车，再远了就要乘坐长途汽车了，邱老道家离县城70多公里，得坐长途汽车。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坐落在县城的中心，售票和候车都集中在一个二层灰色的小楼里，小楼旁边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各式各样的大客车颤抖着喘息着进进出出。临近春节，办年货跑生意的人很多，风尘仆仆手拎肩扛的人络绎不绝，嚷着浓重的陕南土腔。我们几个排了半天队买好车票，最近的车次也要到中午了，邱老道就带着我们在汽车站边上的一家面皮店吃了饭，说中午先掂掂，晚上到他们屋头再跌。屋头就是指家里。跌则是地方话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字，跌饭就是吃饭，跌就作吃讲；跌你就是削你，跌又作削讲；跌活就是干事，跌就又作干讲。刘悦老师就曾说，陕南话里的跌就如同英文中的do，是个万用词，我们都觉得非常形象非常深刻。
我们那班车人很多，过道里都站满了人，很多乘客带的货物只能往车顶上放，司机在车下面叫喊着指挥着，用粗麻绳把车顶上的东西捆绑好。折腾了好半天，像个肉粽子一样的大客车终于出发了。一路上乘客上上下下，我们也睡得昏昏沉沉，薛贵和一个更魁梧的壮实农家汉子挤在一个座位上，痛苦地蜷缩着。
邱老道的家有个很大的院落，和我在东北的家差不多大，用红砖头铺了地，几只鸡鸭见人进来就一哄而散，一条大黄狗则愤怒地汪汪叫着。邱老道带着我们四处转了转，见了他的外婆，东北则称姥姥，年龄和我的姥姥差不多，坐在床上围着被子。老人似乎听不太好我们讲的普通话，只是不住地点头不住地笑。
傍晚的时候，邱老道母亲回来了，听邱老道说她是在乡里当会计，是一个干练利索的陕南妇女。她看到我们很热情，说你们这些厂矿子弟见识多，不比我们乡下人，以后要多帮助道理。晚上，是邱老道母亲做的饭，很地道的臊子面，吃得我们几个都是唏嘘不已大汗淋漓。
吃完饭很久，邱老道的父亲才回来，穿着中山装和皮鞋，梳着牵强的分头，一副干部模样。他明显喝了不少酒，醉醺醺地，和我们摆了摆手就回屋去了。
第二天是周末，邱老道的父母都没上班，他父亲的酒也醒了又来了精神，说要给我们做点好吃的东西。中午的时候，炖了野山鸡，切了腊肉香肠，炒了几个热菜，味道都很不错。他父亲又喝了二两酒，就有点犯职业病，开始领导讲话。一开始主要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要有上进心，滔滔不绝的说个没完。估计是平素终日里和农民兄弟打交道，也不得说话。酒半酣，兴正浓，当着我们这些朝气蓬勃的小青年，又说起了自己的过往，邱老道和他母亲怎么拦也拦不住。
老邱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乡，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兄弟两个，他排行老二。兄弟二人是山乡里的凤凰，七十年代初都成为了工农兵大学生，老邱上了省农业学院，老邱的兄长上了省师范学院。工农兵大学生是那个为期十年特殊时代的产物，新中国的高考即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制度建立于1952年，到了1970年，高等学校开始招收不用文化考试，经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
老邱哥俩很珍惜这次到大学学习的机会，学习都很用功很刻苦。老邱是个容易冲动的人，有闯劲，老邱的兄长则主意多，稳重，凡事都不冒进。在省会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老邱他哥则因政治立场坚定，学习成绩优秀，分配进了县人民政府。
回到乡里，老邱就傻了眼，风调雨顺不愁温饱的家乡已经闹起了饥荒，有些困难的家庭竟然要出去要饭。邱老道的外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