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回到陕南，正是小学四年级开学的时候。在东北生活了十来年，我一口地道的东北乡音。班里第一次点名，人家在老师点到自己名字的时候都说“到”，我来了一句“嗯哪”。全班同学先是静静地享受了一会儿，然后就哄堂大笑。在那些奔放的笑脸中，我看见了一张安静的脸，她就是刘馨宁。
黎祥东后来跟我说，我那时浓眉大眼的，特别像今天赵家班的鸭蛋儿，可好玩儿了，可惜长着长着就变了，成了今天这幅熊样儿，真是可惜。
我的学习成绩很快在班里就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成绩尤其好，作文也经常被作为范文在班里读。这主要得益于我在东北和姥姥一起的生活。姥姥没什么文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对东北的地方戏和评书十分着迷，东北县城里的评剧团凡有新戏上演，姥姥就会带上我去听戏，渐渐地，我也迷上了评剧，就像今天的孩子喜欢看动画片一样。隔几天就会跑到县城十字街，踮着脚仰望那个巨大的板报墙，评剧团的演出预告就张贴在那里，在我印象中，几乎隔两三周都要去一次评剧院听戏。今天记忆犹新的有，《花为媒》、《狸猫换太子》、《秦香莲》等等。
除了看评戏还有听评书。姥姥买了一台红灯牌的大收音机，木质的外壳，有着漂亮的花纹，金色的刺绣蒙面，闪着亮闪闪的光。晚上关了灯，看着绿莹莹的显示灯，就觉得收音机里好神秘，不知装着多少好听的东西。那时候最热闹的就是每天广播里刘兰芳的《岳飞传》，还有单田芳的《隋唐演义》，每天都只播讲半个小时，每次又都是在下回分解里开始新的期待。
看戏和听评书又都觉得不解渴，对于戏剧评书背后历史的好奇，让我很早就开始买书读书，没上学的时候识字少，就靠一本黄皮硬壳的《新华字典》。在东北的县城里，我最经常去的就是新华书店。像我这个年龄总跑书店的很少，那里的营业员几乎都认识我，一旦新到了适合我看的书都会告诉我。
我和刘馨宁坐过一段时间的前后桌，也坐过一阵子同桌。每天都见面，每天又都说再见，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轻轻淡淡的，就像风一样吹过再也找不到踪迹。
就这么一晃儿，无忧无虑的几个年头悄然而过，我们也都改变了不少。我身上的东北乡土味渐渐蜕去，个子高了，人也状了，声音也不再稚嫩，嘴边有了淡淡的像胡子一样的绒毛。她留起了长发，有了更加女人模样的身材，只可惜戴上了眼镜，虽然看着更文静了，但是遮挡住了她的那双大眼睛。
只是，偶尔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她还会学着我当年的口气说嗯哪，然后就安静地看着我笑，就像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模样。
初二那年，刘馨宁的父母要到南方沿海去工作，她也要离开陕南了。我是从黎祥东那里知道的，她一直没有向我提起，我也不想去问，在心里逃避着，怕那天来的太快。
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黎祥东值日打扫卫生，刘馨宁迟迟没有走。
“一千公里远吗？”刘馨宁突然问我。
“不远，我东北老家离这两千公里呢！”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不远就好。”她安静地一笑。
第二天，刘馨宁送给我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封面上印着几束梅花，扉页上写着：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一周以后，刘馨宁离开了陕南，她去的那个城市距离这里是一千公里。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断断续续的思念，似有似无的牵挂，持续了很多年。她是我辗转来到陕南以后，给我最多温暖的朋友，特别在刚刚到陕南来的那段时间，她就象在寒冷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