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录音机中传来清亮的歌声。那一年是1987年，我16岁。
陕南夏末的午后，空气灼热，让人喘不过气来。身下的凉席黏黏地粘在后背上，翻个身就能听到丝丝的声响，好像要撕下一层被热气烤熟的皮。这个午觉又是无眠了。
60年代中后期，为支援三线建设，我的父母从东北迁徙到西北，在大山沟里安营扎寨。20多年过去了，从寂静的莽莽青山到震耳的机声隆隆，这里已经成为大西北一个重要的军工基地。
在暑期，基地里有较长的午休时间，职工们都是回到家属区的家里，草草吃过午饭，大人和孩子便开始午睡。直到厂区高音广播里嘹亮的号声响起，大家才睡眼惺忪地醒来，简单洗漱一下，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天天如此，年复一年，人人都像一个钟摆，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提醒，只要生命不息就规律地摆动不止，
录音机的声音似乎大了些，隔壁的父亲传来轻声的咳嗽，母亲推开了我的屋门。我的父亲是个幸福的人，在我初一那年肺部动了手术，从此呼吸就不像以往顺畅，母亲便承担起了全家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并且无微不至地从点点滴滴之处关心着父亲的健康。父亲的咳嗽声就是命令，母亲进屋就关了录音机，不满地看了我一眼，摇头叹气而去。
暑假就要结束，新的学期就要开始，而从高二开始，我将离开厂子里的子弟中学，到县城的地方中学就读，在那里备战高考。子弟中学是基地自己建设的学校，基地职工的孩子都在那里就读，教学硬件条件比地方学校要好很多，但是教学质量却比不上地方学校，每年高考录取率在个位数。
子弟们一般到了高二就得做出抉择，是继续留在子弟中学还是到地方上去。我的同学中一部分也要转学到地方，不转学的主要是家里比较心疼孩子，怕吃不了苦，再惹出些麻烦反而得不偿失。我自己吃得了苦，家里也不怕让我吃苦，我没有不去的理由。
想想就要告别这个家，告别规律得让人发疯的生活，烦热的情绪霍然就凉爽了许多。作为这个家庭的成员已经有十六年的历史了，但是真正进入完整的家庭生活才五年。
我出生在陕南，是我父母那一代三线建设者中来到这个世界比较早的第二代，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不得不在我出生仅仅四个月时，就由我的姥姥把我带回东北抚养。
我的姥姥是一位典型的东北妇女，个子不高，微微有点罗圈儿的腿，齐耳短发，一口整齐洁白而有力的牙齿。姥姥中年丧夫，一个人把我母亲拉扯大。接下还在襁褓中的我，在那个年代的交通条件下，老爷汽车转绿皮火车，绿皮火车再转马车，两千多公里的迢迢路途，姥姥一个人辗转从陕南把我抱回了东北。多年以后，姥姥告诉我，她一直担心我在半路上夭折，直到进了家门，听见我高亢的啼哭声，一颗揪了一路的心才算放下。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和姥姥两个人在东北相依为命，过了近十年的日子，那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十年。在我十一岁那年，年迈的姥姥和年少的我来到陕南投亲。
在东北的十余年期间，父母也曾陆续回过东北探亲几次，但都是时间短暂，感情终究不是很亲近。姥姥对我到地方上学虽有些舍不得，但还是很支持。我从小到大每次离家，她从来都是藏下内心的不舍，总说好小子要志在四方，不能婆婆妈妈的。
去县城的前几天，姥姥一直在房间里给我缝褥子和被子，棉花是春天就弹好的，她眼睛不好，那时已经有些白内障，细致的针脚儿全靠一双手摸索，有时针扎到手就会一哆嗦。我从小到大的被褥都是姥姥亲手缝制，虽然生活不易，但从来都不缺少温暖，从来没挨过冻。要出发的前一天，姥姥把所有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