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也都准备好了，看着叠放在姥姥床头崭新的被褥，我忽然感到难过和不舍。姥姥盘腿坐在床上，似乎也略有所思，喃喃地说：“那年你爸你妈从东北到陕南来，也是这么准备的，一晃儿你都这么大了，也要出去闯荡了……”。我听得到她的伤感，就说：“学习不忙的话，我每个周末都会回来看您的，和我爸我妈不一样，一出去就是几千里地的，这离县城也就几十公里”。她笑了笑，苍老的脸上泛起深重的涟漪，我知道对于姥姥来说，看不到人影儿，听不道声音，几十公里和几千公里没什么分别。
县城不大，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东西，一条南北。县城一中在西北角，四层白色的教学楼，棕红色的木质门窗，大操场上长着斑驳的野草。宿舍区是平房，上下两层的木架子大通铺，各宿十几个人，窗户上玻璃已有破碎，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遮挡着外边的视线和阳光，墙皮脱落得象脱毛的柴狗，枯黄一片，站在四周，冷冷地看着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人。除去大通铺和一些零星的砖头外，房间里别无一物。按照学校的入学通知，每个人需自带的生活必须物品为被褥、带锁的杂物箱和暖壶。
宿舍的分配是一个班一间，每个人的铺位是先到先得，我和几个厂矿子弟来得比较早，抢先占了上铺靠窗户一头的几个位置。每个人的杂物箱大小形状颜色各异，用地上散落的砖头垫一下，码放在大通铺对面的墙下。我的杂物箱是军绿色的，据我父亲说是装军用装备的，霸道而结实，比别人的箱子高出一头。每个人的铺位一米左右，同学们的被褥陆陆续续地打开，花里胡哨的，简陋的房间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大部分同学都是第一次过住宿生活，大家都比较兴奋
一天下来舍友们渐渐熟识了，一部分是象我一样的厂矿企业子弟，一部分则是来自农村家庭，都是背井离乡到县城求学，都担负着父母望子成龙的重任。邱道理来自距离县城最远的一个乡，比我高半头，黝黑而健壮，据他说小学时候就帮着家里干农活，是田间地头的好手。邱道理也能说会道，初次见面就给人一种旧时相识的感觉，他也很快就成为农村子弟的头儿，并赢得了“邱老道”的外号。贾文光也是来自农村，但明显能感觉他的家庭条件要好一些，被子都是缎子面的，人也白白净净，喜欢和我们这些厂矿子弟套近乎。
那个年代，陕南地区军工厂矿企业很多，很多企业规模比较大，动辄就职工和家属几千上万人。这些企业都是当年建设三线的时候，从东北等地迁移过来的，职工中北方人居多。几十年下来，这些企业已经成为一个小社会，和当地政府既有关联又相互独立。厂矿企业条件要好于地方很多，围绕厂矿企业的农村人口就以服务厂矿企业为主要谋生手段，从农副产品到社会服务，深入到厂矿职工生活的方方面面。厂矿企业的人基本都讲普通话，或者带有东北味的普通话，当地人讲的是陕南口音的地方话，慢慢地，厂矿企业的人开始吸收一些地方话中的有趣的俚语或者常用语，混杂在普通话中，形成了一种极具特色的语言形式。比如，当地人把面制的干粮统称为“馍”，在厂矿企业的语言中便把当地人统称为“老馍”。
宿舍中的厂矿子弟有六个人，黎祥东、薛贵、刘路远、范兵、林华鸣和我。我和黎祥东来自一个厂子，从东北回到陕南后，黎祥东和我一直都是同班同学。其他四个人来自四个厂子，薛贵是个小矮胖子，胆子小，走路极快；刘路远高高瘦瘦，眉目清秀；范兵话最多，人开朗，平易近人；林华鸣外表木讷，但目光有些狡诈。
晚上的时候，兴奋了一天的同学们刚刚进入梦乡，宿舍顶棚上的老鼠们就开始召开运动会，一趟趟地跑起了往返跑，以此对新来的邻居表示欢迎。睡在我右侧的薛贵吓得不轻，问我上面是什么，我告诉他说是耗子，我感觉他身体都有些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