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而是郊外的万岁乡。东汉建武四年（公元28年），光武皇帝刘秀来常山元氏县平叛，贵人阴丽华从行，生明帝刘庄于万岁乡，后乡中建始生堂、梳妆楼以表纪念，元和三年（公元86年），章帝刘炟（dá）曾到元氏县寺正堂祭祀祖父刘秀，又到万岁乡始生堂祭祀父亲刘庄。
去岁黄巾之乱时，或许是怕像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一般被人抓住，常山王刘暠（hào）弃国而逃，故虽然仍称常山国，却是有些名不符实。孔伷在县寺中安顿下来后便先去拜见常山相，现常山相姓蔡，名胤，字子续，江夏郡鄂县人，去岁十一月就任，因蔡胤非党人名士，江夏蔡家亦非世家，故孔伷从未听说过此人。而孔伷为兖州名士，早年被符融荐于郡朝，至雒阳上计，得司徒胡广赏识，留为守尚书郎中，后遇党锢，隐居陈留，去岁朝廷大赦党人，孔伷被司徒袁隗辟为司徒掾，不久外放为元氏令。相比于蔡胤，孔伷显然名气大的多，故蔡胤虽然贵为秩两千石的国相，却对秩一千石的孔伷颇为客气，没有丝毫架子，让孔伷好感倍生，可惜这份好感并未持续多久。拜见过常山相后，孔伷便开始熟悉县中诸事，而孔邑则上午随父亲学习政事，下午去军营练兵。
两汉从立国至今已有近四百年，从立国之初，地方上就有不少世家、豪族，这些人大多是原六国贵族的后裔和地方上的大姓，之后依靠宗族、婚姻、门生等关系势力越来越大，在地方上说一不二，连郡守都不敢得罪。如《后汉书·酷吏传》中便提到：“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杰健者则雄张闾里。”而前朝时，有“济南瞷（jiàn）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又在涿郡有“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就是说济南瞷氏有宗族三百多家，为地方豪强，不守法纪，连两千石的郡守都没有办法。而涿郡的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之下都怕他们，没有人敢忤逆他们。都说“宁可辜负两千石的郡守，不可得罪豪强、大姓。”西高氏、东高氏的宾客为盗贼，事发后，便躲在高氏家中，郡吏都不敢追查，可见地方豪强势力之大。
虽然秦、汉都以迁徙、镇压不断打击地方豪强，如秦初曾“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高祖刘邦曾“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至关中”，徙“关东豪门大族十余万口至长安”，孝武皇帝刘彻曾下令将“家资三百万以上者迁往茂陵”，孝成皇帝也曾下令将“家资五百万以上者迁往昌陵”，另外有“苍鹰”之称的郅都曾“诛瞷氏首恶，余皆股栗”，王温舒曾“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严延年收捕两高氏，“究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恐”，然而地方豪强还是顽疾难除。本朝光武皇帝刘秀便是以南阳豪族起家，“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有十一个之多，而且刘秀之母出自南阳樊氏，刘秀的外祖母和阿姊刘元的婆家为南阳邓氏，刘秀和族兄刘赐之妻为南阳阴氏，俱为豪族。后来光武皇帝刘秀认识到地方豪强势力过大对中央集权的危险，想要实行“度田”制，结果很多“大姓兵长”聚众造反，虽然造反都被镇压了下去，但最后刘秀不得不与豪强妥协，暂止度田。
到了后来名士、清流之风渐盛，不止郡守、县令长要争取地方士族的支持才能政令畅通，地方上的名士被征辟为郡吏后有些大权独揽，风头甚至盖过了郡守。南阳宗资为汝南太守时任用了范滂，弘农成瑨为南阳太守时以岑晊为功曹，两个太守将政事悉数交给范、岑二人，故时人歌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就是说汝南太守宗资依赖范滂处理政事，自己每日只是说“诺”而已，郡人都以为范滂才是太守；同样南阳太守成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