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苦的人，那是咱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光荣；如果提携亲戚朋友却是万万使不得的。
我哥我姐会提篮割草后，我爹不让他们割草，都送进学校读书。原因是他从XC回归组织后，又因为识字不多，而又错失了一次混进革命队伍的机会。那时人家只是要求他能写个自传交上去，就能转为国家干部，可他愣是咬着笔尖写不出来。写不出来自传就打我哥我姐，因为他们光知道上学没有割草好玩，却不知道大人的痛心所在。可我哥上到初中毕业我姐还没毕业，就又赶上了**********。那时到处都在闹哄哄地搞串联，喊夺权，没人要你写自传。我哥先是跑到省会学习夺权，回到地区回到县里后，又专门找当地一中的学生搞串联。那意图很显然，就是希望人家夺权成功后，能够吸纳他这一位来自基层的革命小将。可就像狗舔磨盘一圈圈地转下来，我哥最终还是在城里一根稻草没捞着。打回老家后，才借着一帮农民夺了公社党委、人委的权。
那帮农民夺权成功后闹腾了几天，当然搞不热上纲上线的花活儿，成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时，便把我哥和一个女戏子推进去不管了。我哥和那女戏子尽管混入了革命队伍，端的却还是自家的饭碗，因为上级拨下来的财粮经费里根本没有他们这一户。所以，我哥每天从家里到公社去闹革命，都是带着块咸菜和几个窝窝头。那咸菜和窝头就用个手绢包着，塞在黑色人造革手提包里。我哥人五人六地提着，碰上有人打量，就摇一摇说“革命文件”。吃的时候都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做贼似地掏出来，三下五除二地往嘴里吞，往肚里咽，常常噎得“勾勾”的。更可恨的是，那些死不悔改的当权派，还常常有意无意地给我哥上眼药。他们在革委会组织的批斗会上，被五花大绑地由着我哥批，由着我哥踹，甚至砸烂狗头驴头都不吭一声。可一散了会，松了绑，这些家伙立刻从宿舍里端出个小搪瓷盆，用筷子叮当二五地敲着去公社食堂打饭菜。出来后又高声大气地讨论红烧肉里的酱油是放多了还是少了，那两个白面卷子简直就像大旗一样在筷子尖上挑着。这样的革命生活过了没几天，那位女戏子就跟我哥说她不想来了，我哥也觉着这样很憋气。“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里倒是充满了同志般的温暖，我哥在联席会上刚一诉出来，另两方的领导立刻心疼万分地说：“呦，哪能让革命小将饿着肚子呢！我们这里有馍票、菜票，你们先拿去吃。”我哥的本意当然不是想掏人家的腰包，可又商量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来。因为那两方的人都说上级拨下来的钱粮都是按人头可丁可卯的，一点都动不得。毛主席领导闹革命时拿手好戏是打土豪，如今没有土豪可打那就只能打穷人。会商的初步意见是：全公社按可耕地面积每亩增加二分钱的负担，作为两位革命小将的吃饭钱。未征收上来之前先由个人垫支，公社财粮不管。我哥当时可没料到这一招儿的凶险，还窃以为总算有了个解决办法，兴冲冲地打算扎根此地一百年。
可中间仅仅隔了一天，他和那位女戏子，就被人山人海的农民骂成是比老当权派还要坏的小坏蛋。“上台没有三天就想收地皮钱！”
那天召集的本来是批斗会，他们这么一闹腾，矛头一改变，那些正缩着脖子等挨批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也不再老老实实跪着了，起身龇牙咧嘴地看热闹。有的甚至还想趁乱给我哥一巴掌，或扯一下那女戏子。因为闹腾起来的时候，他们和我哥都在台上，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冲上去才乱成了一锅粥。幸亏那时的革命群众阶级阵线划得非常清，围攻着我哥，还不忘喝令那些人：“不许乱说乱动！”说要杀要剐用不着他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