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人关心他们是什么背景，大家更关心的是如何在乱世中讨一口吃的。于是很多人都踊跃到了卡车附近，争先恐后的表示自己身强体壮，完全可以胜任一切工作。
父亲也挤在里面，他当时想的是能不能找一个翻译工作。父亲虽然不是金发碧眼，但在当时，大鼻子加高个子也是非常惹眼的。招工的负责人一眼就看到了父亲，但是由于父亲的斯拉夫血统让他产生了误会，所以他用不熟练的俄语问道：“苏联人，布尔什维克，达瓦里希？”
父亲是斯拉夫人但却并不是苏联人，他确实加入过本国的左翼政党，但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不过父亲看到对方的俄语熟练度仅能蹦出几个单词，他就明智的放弃了分辩的打算，选择在车下用中文高喊：“对，同志，达瓦里希！”
于是他就在误会中被拉上了车，坐着卡车一路来到了大连兵工厂。在这里他认识了来自米国的女记者，并且凭借着斯拉夫血统的高大英俊征服了她，她后来也就成了我的母亲。但母亲却说，嫁给父亲纯粹是因为，兵工厂里只有和他在交流方面感到最方便。
讲到人品和相貌，母亲一直觉得兵工厂里引信分厂的吴厂长才是最好的。
解放后，大连兵工厂援建胶东机床附件厂，他们就一起脱离了兵工系统跟着跑到了大连的彼岸城市，在那里从事父亲的老本行机械。这家工厂是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直接领导，父母也成了留在东方的外国专家。
父母原本收入对比工人来说是很高的，不过他们后来一起联名向总理反应，说自己也是国家的一份子，不应该比其他人享受更好的待遇。于是他们的工资最终降到了比普通工人略高的水准，这可能也是那一代人独特的精神。
父母一共生育了五个子女，于是我也有了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我是家里最小的，当然也是最得宠的。因为经济条件的制约，父亲家的亲戚我一直没见过，他们也没有办法来到中国。不过六十年代，外祖母倒是从米国用非法途径转道苏联，来到了东方暂住。
至今我还记得外祖母看望自己的外孙们时的形象，除了提着一手袋的糖果，还扛着一颗小号松树！因为快过圣诞节了。
这个圣诞节是我过得第一个圣诞节，吃的是猪肉炖粉条，我很满意。但是外祖母却有些郁闷，因为她发现五个孩子跟她的交流只有手和脚，他们居然除了老大会说点简单的俄语和罗马尼亚语的单词之外，都不会说英语！
为了和孩子们能够顺利交流，教育业出身的外祖母决定要教我们这些白皮肤、大鼻子的中国孩子们说英文。说实话别看我们有种族优势，但英语真的很难学。
终于到最后外祖母还是可以成功的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了，因为她于一年后，成功学会了说我们的语言。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其实会接父亲的班进工厂当工人，然后找一个女工人结婚，在东方过一辈子。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是这样，已经结婚在东方落了根。80年代的初期，我也成功的做到了第一步，进工厂，当了焊工。
焊工在当时可是绝对的高级技术工种，我已经算是超额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步计划，只是还没找到心仪的姑娘。
一切直到舅舅的出现，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八十年代初，他穿着一身蓝牛仔服，头戴着鸭舌帽，外面披着一身东方特色的军大衣，背着相机，叼着烟卷，挺着一个啤酒肚，站到了腰已经快有水桶粗的母亲面前：“让弗雷德跟我回去吧，开阔一下眼界也好。”
于是就在我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被送到了米国留学。
80年代两国开始交好，而我的背景又很特别，为难国人的一些繁琐步骤对于我倒并不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