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讲我在米国的事情。
我三十多岁正式移民联邦，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拉菲亚学院和汉弥尔顿学院做过十几年的客座教授。
但由于两国文化和政治差异较大，我的理念和联邦主流又格格不入，所以我最终放弃了身心俱疲的教育生涯，来到了唐人街上。用舅舅留给我的遗产，从国内聘请了湖南的大师傅，开了一家不算大的湘菜馆。
国外湘菜的处境颇为尴尬，西方人虽然经常会在我这里竖起拇指大叫大嚷：“辣，但是非常好吃。”
但其实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湘菜，什么又是川菜。经常有些混充懂行的人，来到我的餐馆里指着红烧肉，跟自己的朋友竖起拇指，用他那口硬的可以砸碎核桃的口音介绍道：“红烧肉，川菜，好吃！”
起先我们的厨师出于菜系的自尊心，也用他那口一样不知道怎么学会的中式英语，上去跟客人解释说：“红烧肉，我们的毛先生喜欢吃的，湖南的，不是四川！”
“哦，湖南毛先生喜欢吃的。”白人再次竖起拇指，“川菜好吃！”
“湘菜，洗衣昂——香。”
“哦，非常好，香香的川菜。”
从此以后我们的厨师开始在后厨埋头苦干，发誓再也不去前台找刺激了。
对于大厨的郁闷，我并没有过多安慰。因为我开这家餐馆，可不是为了什么致力于发扬湘菜文化，纯粹是为了纪念自己在国内的青葱岁月，顺便赚点生活费。
最主要的是，可以找个稳定又干净的吃饭场所。因为，我懒得做饭。
不过近些年生意不好做，米国的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们都已经大规模的失业，那些混在下层的黑人更是怨声载道。
现在米国只有两个机构比较活跃，一个是各种NGO组织，他们忙着组织罢工和游行；另一个是联邦警察局，忙着镇压这些罢工和游行。
就连饭店外的唐人街上，一向比米国人还安分的华人们都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
大过年的，他们为了声援一个华人警察，也学着米国人四处串联，要求唐人街的华人们起码为了自己也得去抗议一下。他们也来过我的餐馆，在那一天拉走了我的厨师和招待，但却没有人邀请我。
因为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拥有一颗红心的——白种人。
他们觉得我不是华人，不是华人我就不会帮他们说话，这真的让我感到很遗憾。
我知道我自己虽然留洋在外，但我很爱我的祖国，这份爱只会比他们深刻，一点都不会比他们少。如果不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压根也不会呆在万里之外，这个和我有着同样皮肤但不同心的国度。
我的父亲是东欧人，有着斯拉夫和蒙古血统。他年轻时给第三国际工作过，但是第三国际在43年解体了，他也就跟随着失业。父亲无法理解当时国际这个做法，于是拒绝了苏联人的邀请，追寻《西行漫记》的踪迹，只身来到了遥远的中国。
从打算出发到来到中国，磨磨蹭蹭用了好几年，最后乘船辗转到了大连登陆。可是一踏上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才发现，日本法西斯已经跟随德国法西斯一样玩完了，这固然很好，但是延安居然也沦陷了！
没有了延安这个目标，他也就不知道怎么去找心中的那个组织，在大连的街头上东游西逛了一个月，终于还是决定先找一份工作糊口。
因为兜里实在是没钱了。
谁知这一找居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当时兵工厂的人站在一辆大卡车上招工，当时街上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是什么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