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和逸晨先生之间的工作流程通常是这样的：
他定期根据出版需求，向我提出一些选题方向，然后我从其中选择自己感兴趣并擅长的方向，写出这种“故事毛胚”，而再从我提供的“毛胚”里面选择他认为合适的，让我按照字数、体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形成精细的故事。
那段时间，逸晨先生应该是世界上阅读我最多最深刻的人，而我也因为经常接触他的选择而成为了一个非常了解他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熟悉起来，并逐渐形成了长期的友谊。
一个人很难在写作中彻底地掩藏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生活。与此同理，他也很难在对文字的筛选和修改中做到这一点。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正是这个工业化的流程，促使我和逸晨先生，在工作中，面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你去世之后的那段时间里，除了深知前因后果的高雄之外，新结识的人当中，逸晨先生是最了解我心态的人。
他深深地被我心中的那些阴暗和绝望所触动。
他看到了那些在我心里蠕动盘踞的毒蛇，他看到了地狱的火焰，他看到了嶙峋的怪石，冻结的冰原，干枯的沙漠。
他因为自己所看到的景象而感到抑郁。但他知道自己对产生这种阴暗的原因，所知不祥，他只能泛泛地安慰和温言劝阻，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他想到了高雄。
他想要高雄，来参与帮忙。他确定，高雄必定有着更为有效的、单刀直入的解决办法。
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当时对高雄隐蔽着的内心状况，展现给高雄，让他清楚地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