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聚沙成塔》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我坚持写完了此书，就是为向大家展现中国当代读书分子的生存状况。只要是学生，就会为学习困苦过、为爱情萌动过、为立场矛盾过、为代沟烦恼过。
这是一本给青年人的书。按理不该写得如此乖张叛逆，并且谴责应试教育的失败性，以免造成对学生思想上的冲击。但我生来就不是一个乖乖者，喜欢惯了那种桀骜不驯的生活。我把苏童一写成全书的主角，让笔下其他典型的人物可以团簇在他周围，其实是用意颇深的，主要隐藏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和苏童一同病相怜，在他身上，我借以寻觅少许的宽慰；另一方面，他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给他塑造成文学形象，也是我的一个“警醒”的手段。我试图借他向教育者证明：在奴化教育时代，也许还有一条更适合年轻人的路，只是这条路只有少数年轻人在走，而勇敢走这条路的人，都是不可多得的叛逆之才。
有人说：“弊病的形象不该留驻于文学作品中。”我不大赞同。我倒觉得：古往今来，还真没有哪部作品的主人公是没有病的——祥子染的是性病，琼西感染的是风寒。而我的苏童一却不一样，他全身都是病，并且是中国青年学生的弊病！苏童一存活的社会，正像欧·亨利笔下的一样，他和苏比的行为都是荒诞可笑的。我和苏童一同是中国应试教育出身的学生，却有不一样的遭遇：他总在失败中前行，我总在前行中失败。
我深知苏童一不是时代的宠儿，因为他与应试教育始终背道而驰。作者与文学形象，不知道是前者成就了后者，还是后者成就了前者，抑或是互相成就？反正，我未曾征询他本人的意见，便把他写进了书里，料想他也不会介意的。苏童一去游学前，曾自嘲自贱道：“我是应试教育失败的英雄，是活生生的烈士，是胆怯的勇者。”
关于苏童一的身世之谜，我想：我有必要作一些辅助性的说明，因为现在的文学爱好者都喜欢附会索隐。人们常说：“英雄莫问出处。”这句话，经常误导了许多无知而又可爱的人。试问：有哪一个英雄是不问出处的？只是有些英雄的出处，到现在还问出不来罢了。诸葛孔明尚且被骂为“诸葛村夫”。在此，我特地作出声明：我并非苏童一本人，他和“三苏”这一窝才子也没有别的什么瓜葛，书中“祖先”的说法，并非依据族谱写的。他仅是一个既普通又可爱的人罢了。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设想过中国人的读书命运与前程。我一直都在关注这方面的事情。我想，苏童一也是一个有着宿命渊源的人：就少年而言，他已是《伤仲永》里那个满腹才华的方仲永；就青年而言，他将是《围城》里那个滑稽可笑的方鸿渐；就中年而言，他必是《白光》里那个死不悔改的陈士成；就老年而言，他定是《儒林外史》里那个大悲大喜的范进。中国人的读书方式是迥乎不同的，但是结果和下场却都一样悲哀。曾几何时，我也曾劝苏童一回来跟我一起复读，但竟还惹了一身谩骂。他说：“教科书是最舒服的杀人工具！没有人曾怀疑它的利弊。”我听了颇有些悔恨，此后再无言以对了，近来更是日益觉得惭愧。有一次，不知道是谁的好提议，说要替他写一部关于他个人的成长史来。在场者，无不是风华正茂的少年，但众人却提议由我来“勉为其难”，因为我和苏童一毕竟同病相怜，知根知底，我几经推却以后便“恭敬不如从命”了。但因了“生不立传”这个不成为文的规矩，我又变得“优柔寡断”起来，不敢胡用立传的形式。因为牵涉的人事甚广，我便想到了小说——用它来涵盖作品的主题，是最适合不过的了。但思来想去，决计不出一个好的名目来。忽一日，从书桌底下，找到一本去年遗下的残籍，看到佛学大书《妙法莲华经·方便品》有云：“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我真有一种喜从天降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