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心自然就淡了，作品好坏慢慢也“相对论”起来。
这样，价值评判不缺席才怪呢。现在，大家对评论界的一大意见就是“宏观批评，微观肯定”——从整体上谈文学，全是问题，乱象丛生；一谈具体作家作品，全是大作家、好作品——就是这一问题的表征：文学批评都成了“面子工程”。在这种大环境下，出现个把“对文本视而不见”的人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三
这就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了，即批评范式转换的问题。
为什么要转换批评范式？原因很简单：上述评论界的种种怪现状，是1980年代以来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的批评范式“西化”和“新潮”化的结果，因而，要想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就要转换这一批评范式。
关于这个问题，有“新潮”评论家认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叫批评家的，“那时候批评家大部分是官员，要么是杂志主编，要么是报纸主编”，“他们做批评不是看小说写得好不好，而是看是否符合文艺政策”，“那个时候，批评家有生死予夺的大权。
一部作品被一批评，这个作品可能就坏了。批评家说这个作家有很大的影响，那就飞黄腾达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这段略显戏谑的叙述，展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文艺批评的基本状况：由于文艺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核心事业，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重视的结果就是深度介入、强化领导，强化领导的手段就是加强文艺批评。
因而，那时的评论家，大多是党和国家文艺领导部门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有的甚至是高级领导人员，比如周扬，在建国后曾任分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但他同时又是举足轻重的文艺评论家。茅盾、林默涵等人，也大多如此，既是党的文艺领导干部，又是不可或缺的优秀评论家。
这种批评范式在新中国初期的文艺建设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有效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文艺，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但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文艺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问题，比如文艺批评有时演变为政治批判乃至阶级斗争的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带来了一定的伤害。
因而，新时期以后，伴随着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党和国家也适度地从具体的文艺批评领域退了出来，逐步将具体的文艺批评让渡给大学教授、相关部门的管理、研究人员，使其逐渐专门化、职业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所谓“新潮”评论家，一方面通过“重写文学史”等方法，重估“革命文艺”，逐渐将其边缘化乃至污名化；一方面通过褒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及其代表作家，树立了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审美领导权的更替，而他们也在这一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在评论界的声望与权威。
应该说，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潮”评论家还是很有精英意识和专业精神的，这使他们的评论不仅“新潮”，而且也有一定的“水准”。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进程深入，随着消费主义流行，这种精英意识和专业精神也逐渐云散，这种专门化、职业化的批评范式也逐渐失效，文学批评门槛越来越低，标准越来越随意，逐渐市场化、世俗化乃至市侩化，大致到199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就已风光不再。
由于一些“新潮”评论家是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审美领导权取代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的，因而，他们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不仅不能保持客观，而且还相当偏执。
比如，在“重写文学史”时，他们对革命文艺几乎全盘否定，而对与他们“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