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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他得先做个1969年香港社会经济调查报告。
嗯——丐版。
九月初的荃湾，太阳还是毒辣辣的。
他从鲎地坊出来，沿着沙咀道往前走。
沙咀道是荃湾的主街，两旁店铺林立，一家挨着一家。
冰室的玻璃门上贴著“奶茶、咖啡、吐司”的字样，药材铺门口摆着几大缸腌制的咸榄和甘草榄，空气中混著药材的苦味和路边大排档的油烟气。
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有人推著板车送货，有人骑着自行车按著铃铛从人群中穿过去，有人在路边蹲著吃一碗猪红粥——一毫钱一碗。
他走到众安街路口，看见前面围了一圈人。
凑过去一看，是一个卖麦芽糖的小贩。
那人推著一辆木头车，车上放著一个搪瓷盆，盆里装着琥珀色的麦芽糖浆。
小贩用一根小竹枝在盆里挑起一圈糖浆，卷成一个圆球状，插在车沿上晾著。
旁边几个小孩子围着看，手里攥著硬币，一分两分地数。
“麦芽糖几多钱？”一个小男孩问。
“五分钱一个。”小贩说。
那小孩把手里的硬币数了又数，最后只够买一个，小心翼翼地接过那根竹枝，舔了一口，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周秉文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
走到沙咀道和川龙街的交叉口，他看见南丰纱厂的厂区了。那是一片灰色的混凝土建筑，几层楼高，窗户一排一排的，在午后的阳光下泛著灰扑扑的光。厂房外面围着一道铁栅栏，门口有穿制服的守卫。隔着栅栏能看见里面有人在走动，隐约能听见机器的轰鸣声，闷闷的，像什么东西在地底下震动。
他在栅栏外面站了一会儿。
心想，有朝一日，我也要有这样的厂。
啧啧！
由于正是下午换班的时间，铁门打开了，一群穿着工装的女人从里面涌出来，说说笑笑的，手里拎着铝制盒饭。她们年纪都不大，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脸上带着下工后的轻松。有人蹲在厂门口的铁皮棚子下面吃一碗面，有人推著自行车往家走，有人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一杯凉茶。
周秉文注意到厂门口有几个小贩。
一个卖鸡蛋仔的，一个卖炸鱼蛋的，还有一个卖汽水的。
鸡蛋仔的小贩面前排了七八个人，那人在铁模上倒面糊、合上盖子、翻面，动作又快又准，铁模里冒出白汽和焦甜的香气。一份鸡蛋仔卖多少钱他没看清，但买的人掏出来的都是几毛钱的硬币。
他又往前走了一段，在一条横街的拐角停下。
那里有一家小小的杂货铺，玻璃柜台里摆着糖果和零食。
他走进去看了看价格——大白兔奶糖，标价是一斤两块五。一包普通的饼干，几毛钱。汽水一瓶两毛。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了。
周秉文走出杂货铺，在街边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太阳晒得柏油路面发软，空气里有一股热烘烘的尘土味。他坐在那里，把今天看到的东西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后世经济下行时，社会上兴起了一阵夜市摆摊的风气。
看来自己也要去摆摊了。
只不过不在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而是提前了半个多世纪。
摆摊门槛低、成本小。
一辆木头车、一口锅、一些原料，就能开张。
今天看到的那个卖麦芽糖的，一个小竹枝一卷糖浆就卖五分钱；那个卖鸡蛋仔的，排队的人没断过。
他要卖的也是吃的——面向工厂下班的女工、放学回家的小孩、街上的行人。单价低、走量大，做得好一天能赚不少。
而且他的优势在哪？他看到那个卖麦芽糖的小贩挑糖浆的动作时，脑子里已经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