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伯“嗯”了一声，没评价多还是少。“省著点花。香港这边什么都贵。一碗白粥五分钱，一碗猪红粥一毫，一份烧味饭四五毫。看着不多，但经不住天天花。”
周秉文心里默默记下这些数字——五分、一毫、四毫。他在脑子里换算了一下，两百港币如果省着花，大概能撑一阵子。
“何伯，”周秉文又问，“我听说香港这边有个什么抵垒政策，只要到了市区，就算是香港人了？”
这是他前世看网路小说，带来的一点模糊记忆，具体什么内容已经记不清了。
“抵垒政策？没听说过。”
何伯摇了摇头。
“来香港，以前没有那么难，不过两年前暴动之后，政策就收紧了，北面再想过来就难了。现在一般都是找亲戚接待，然后做担保办理身份证。没有亲戚在香港也不妨事，花点钱找个亲戚就行了。”
“在这之前都有点危险，不过你只要不惹事、不让人看出来你是偷渡客，一般没人查你。这边的村民见多了，不会多管闲事。”
周秉文点了点头。
他想起昨晚何伯开门看见他那副落汤鸡的样子，什么也没问就让他进来了。
这种“见怪不怪”的态度，大概就是岸边村民对偷渡客的常态。
而且这个抵垒政策，似乎是自己记差了。
香港的“抵垒政策”，其实是1974年之后才实施的一项针对内地非法入境者的政策。其核心规则是：成功“抵垒”即可居留，在边境被截获则遣返。
现在关于偷渡者的政策，港英政府的做法摇摆不定。
有时会收留抵达市区的偷渡客，有时又会进行大规模遣返。在1967年暴动后，边界甚至一度全面封闭。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74年，才被“抵垒政策”所取代。
当然这是官方层面的。
民间层面，则又是另外一种说法。
只要有利可图，再怎么禁止，都是禁止不了的。
君不见后世川建国花了那么多钱，创建边境墙，也阻止不了偷渡客的前仆后继。
“何伯，”周秉文又问，“您收留过很多人吗？北面成功过来的人多吗？”
何伯把烟头摁灭在门槛上。“隔三差五就有。那边过来的，多的时候一个月好几个。”
“大部分是年轻人，跟你差不多大。有的在这边有亲戚，有的没有。我们这个村，谁家没有接待过几个北面来的。”
“何伯，过来的人，大家一般都是靠什么谋生？”周秉文询问道。他也要开始考虑谋生的问题了。
虽然自己在香港有亲戚，但是自己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小伙，也不可能长时间待在亲戚家。
“有人去工厂打工，有人去码头搬货，有人去酒楼洗碗。香港这边到处都是活干，只要肯出力，饿不死人。”
周秉文听着，心里踏实了一些。
先定一个小目标，找份活计干著，尽快融入香港生活。
虽然自己有着后世几十年的记忆，但是创业最难的，永远是从零到一的阶段。
“何伯，”周秉文从裤兜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是他从潮州带出来的散钱，母亲给他塞在挎包侧兜里的，“昨晚的住宿和早饭，你看我该给多少钱？”
“六块六，行情价，也图个吉利，祝你到了香港之后六六大顺。”
听到钱，何伯嘴角扬了扬。笑容更亲切了。
周秉文点了点头。
他其实也不知道这个价格贵不贵，不过像昨晚那个情况，自己精疲力尽，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能有人收留落脚。就像沙漠中的旅人，濒死时别人给了一口水，心里面怎么感激都不为过。
收了钱，何伯又交代道：
“你去了荃湾找到你大姨之后，让你大姨带你去办身份证。早办早安心。没有身份证，找工作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