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鑫培以为自己会痛快。那个姓邝的术士被特象局带走之后，他设想自己至少应该有一点踏实——坏人得到了应有的处理，维修工夫妻可以睡个整觉，孩子在母亲怀里不再惊醒。这些是他递交那封匿名信时的全部预期，每一项都逻辑自洽。但事实上，他在工位上坐了两个上午，心里什么也没翻起来，只是觉得更累了。
他不是后悔。他是看到了墙。
特象局的银色封条贴在平房区那扇铁门上，但术士被带走的当天晚上，维修工的妻子又来了一趟街道办。她没有哭，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何姨窗口前站了一会儿，问了一句：“那个人会不会被放出来？”何姨告诉她，案件归属特象局，街道办没有权限查询后续处置程序，但据目前所知，他短期内不会再出现在北河区。维修工妻子道了谢，走之前把手里的搪瓷杯放在窗台上，说是专门带了一杯自己煮的凉茶，留给何姨喝。苏鑫培从印表机旁看过去，那只搪瓷杯外面包着一层旧毛线套，和去年冬天何姨送他的那条围巾是同一种灰蓝色。
他知道那杯凉茶不是送给他的。但他的视线还是在那个搪瓷杯上停了片刻。
然后他回到工位，继续录入低保续期材料。印表机卡纸，他蹲下来拆开纸盒，把卡住的纸抽出来，重新装好。印表机重新激活的嗡鸣声里，他在想一个问题：邝某被带走，拆掉的是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吗？去年年底有两起类似投诉，因为投诉人最终没有继续跟进而被系统逐出，如果邝某背后还有其他术士在接单，受损的只会是下一个不知道代价标记存在的人。
他试着在居民系统里设立一条跨年度的举报行为追踪——他在系统里新建了一个只有自己可见的文档，把过去两年所有涉及“符水”“问事”“转运”的模糊投诉全部汇总进去，每条附上时间、地址和处理结果。他没有权限做正式的内部调查，但创建一个可检索的文档线索索引是任何初级文员都可以独立完成的工作。他把文档命名为“北河区民俗类投诉年度汇总”，备注栏里加了三个字：“供参考。”
这个过程花了他两个午休和一个傍晚。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想起的是何姨在整理文档时说过的一句话：文档不是用来抓人的，是用来让人找不到借口说不知道的。
第四天傍晚，苏鑫培去铁骨堂比平时晚了二十来分钟。巷口卖烤红薯的老头正在收摊，炉火还没全熄，铁皮炉壁上烤焦的红薯皮散发出一股焦甜味。他拐进北一条巷，铁骨堂的院门虚掩着，推门进去，吴雄正蹲在墙角补另一只旧沙袋，嘴里叼着尼龙线，说话含糊不清。老铁头坐在藤椅上，收音机里正放天气预报，播音员说周末有冷空气下来，下城区最低气温可能降到五度。
苏鑫培换好鞋子，象往常一样准备站桩。他把水杯放在长椅上，低头解开外套扣子。就在解开第二颗扣子的时候，他停下了。
他站在那里，外套敞着，一只手悬在扣子旁边，没有动。
然后他把外套重新扣好，说：“师傅，我今天不站桩。”
老铁头抬起头看他。
“我想打拳。”苏鑫培说。
老铁头把搪瓷缸子搁在膝盖上，打量了他一眼，没有问为什么。他站起来走到水龙头边上洗了个手，然后拉开杂物间的门，拽出一只破旧的沙袋，那只是吴雄还没拆封的重磅帆布袋，塞在墙角已经积了薄薄一层灰。他把沙袋拖到空地中央，用绳子挂在单杠挂钩上。
“打三百拳。”他说。
苏鑫培走上去，摆好开门式。第一拳打上去，帆布发出一声粗闷的扑击声，沙袋晃了两下。第二拳、第三拳——前十拳他还是照着秘手的标准在打，一次一次地拧劲，一脚蹬地、扭腰、松肩、拧臂。打到第十五拳，他的动作开始变形。不是体力不够，是他自己不想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