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卖给他，你说蔡国良是不是个小人？”
张井芳说：“这也算不上小人，问问价钱也是正常的嘛。”
赵国民说：“什么正常不正常的，他俩是同学，是朋友，应该互相信任，不是在做生意。沙厂长不是做煤炭生意的，而是看在同学的份儿上匀给他的。”说到这儿，他突然话头一转，问道：“哎，我说老张，怎么回事儿，欠沙厂长那儿的肠粘膜款你没给呀。”
张井芳说：“不就是八九十块钱的事儿么，回去给他就是了。你怎么会碰到他的？”赵国民说：“他去我们那儿买短把肠衣，闲谈中说起生化厂还少粘膜款一事时我才知道的。”
向河渠将条子递给国民说：“你先找国英说说，如果她能办呢，就不用找陈厂长了。”“好的。”赵国民接过条子，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然后说：“舅，这两位你可看错人了。”
张井芳说：“你这位舅舅哇，嘿嘿，在他眼里只要几句好话一说，谁都是好人。跟这种人也能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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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民说：“那也不一定的，张老兄。能不能共事不在于人好不好，而在于不要轻易放权。厂是舅办起来的，结果却做不到主了。关键在于舅舅把姓许的、姓梁的当成生化厂的那班人了。在生化厂，你随便放权给谁，谁都不会不听你的，在别的地方不一定，权一放出去，说不定就收不回了。到临城，舅可要记住在这儿吃的亏，相信人没有错，但要经过考察和考验，相信不能变成轻信。”
“唷嗬，谁是舅舅谁是外甥呀，怎么听着听着象换了个位置，你倒成了舅舅啦。”张井芳调侃着说。“国民的话说得很好，轻信确实是我的毛病。舅舅外甥只是个辈分，不等于长辈的话就比晚辈有道理。我跟我两个女儿都说过，我同她们是父女，也是朋友，我说的话不等于都对，也有不对的。对的听，不对的可以不听，可以反驳，噢，国民，好象跟你也说过吧？”
“说过说过。”赵国民回忆道，“有一次你这样说时，被我细姨听见了，还惊讶地以为你忘了辈份呢。”“向会计说你同他如同兄弟？”张井芳问，见赵国民点头，便说，“其实类似的话同我，同不少其他人都说过，他从不以为他的话都对，可事实上绝大多数情况下他说的话都对，这正是我们这帮人服他的主要原因。好啦，不说这些了，向老兄，你那个联营厂搞起来后，要是需要人，别把我给忘了，还有国民，你那儿什么时候需要，说一声我就去，不跟你们讲条件。”
赵国民说：“哎，张老兄，还记得在生化厂的年月吗？那时候你在蠡湖我在江南，干的多痛快，什么时候能再在一起大干一场啊？”
张井芳说：“是啊，碰到国成、国强时也都向往着那时的情景，大家都想有这么一天呐，可惜的是我头脑发热，多加了肥肉，坏了向会计的事也坏了大家的事。”向河渠说：“别说啦，老张，可别往你身上拉。要是我不同意，你提高肥肉比例能弄几天？责任不在你，而且你也是一片好心嘛，主要是我忘掉了质量是产品的生命这一原则。”
“不！”赵国民更大声地嘣出一个“不”字，说，“是阮友义、阮志清这邦混蛋不让我们干的。要是不收楼房，不拆香肠生产线，我们早就翻身了，沙厂长第二年的盈利就是个很好的证明。他娘的！”
“不说这些了，也许是老天爷在考验我们呢。国民、井芳，我们都来尽力努力地拼搏吧，只要我闯出了一条道儿，一定会把大家箍在一起大干一场的。“向河渠坚定地说。
梁金德听说他哥和老许也要参加，说他不愿同他哥掺和在一起。因为他哥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有了好处要得，有了风险不担。
向河渠说他知道这一点，不过拒绝合作也不好，只要有人愿意合作，都应当接纳。当然合伙干不是耍嘴皮子就能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