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源市走的路是土路。
不宽，两个人并排走刚好，老赵走在最前面，李工在他旁边，谢承洲落后他们半步，三个人的脚步声踩在干燥的沙土上，沙声细，密度均匀，是那种你不注意就听不见、注意了就很难不听见的声音。
老赵的保温杯挂在腰上，走路时随着步幅轻轻晃动。没有水声。热水用完了，杯子是空的，空的保温杯撞不出水声，只有杯盖和杯身之间偶尔一点轻微的金属碰触声，细，干，和之前那种热水在里面晃动的声音完全不同。
空气里还有一点水汽的气味，淡的，是混凝土和潮湿土壤混在一起的那种味道，附着在衣服上，不重，但在这段干燥的土路上很明显，和脚下扬起的细沙尘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混合——大坝副本带出来的味道，走了几步之后才慢慢散开。
李工走在老赵旁边，步幅稳，不急，是那种走了很多任务地之后形成的步伐，落地实，不飘。他左手偶尔弯了一下手指，是在确认感觉还在，是那种你修复之后会反复验证的动作，不是担心，是习惯。右肩还是比左肩略低，肌肉还没有完全松开，但比刚才好了一点，是可以感受到的那种好。
谢承洲右手握了一下。
麻感还在，但比刚才又轻了一点点，象是某个缓慢恢复的过程在进行，不是清零，是递减，是那种你知道它在好、但它还没好的状态。
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腕。
什么都没有。水位数字不在了，皮肤是干净的，是他在现实里每天看到的皮肤，没有任何标注，没有任何数字。他知道它消失了，知道它在副本里才有，但他还是看了一眼，是在副本里待了太久之后养成的习惯，一种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习惯，看了，确认没有，然后继续走。
早晨的光是低角度的，从东面斜过来，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拉在他们左侧的土路上，细长，边缘清淅，是只有在空旷地带才能看见的那种影子。没有遮挡，没有折射，光是干净的，和副本里那种被混凝土和水汽过滤过的光不一样，是真实的室外的光，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个角度独有的光。
他把备忘录翻开，找到最后一页。
他在这行字后面停了一下，然后写：
“我的判断：同意。理由：说不清楚。”
他把笔停在那里，看着这行字。
说不清楚。
他在工地上做了十二年，大大小小的决定做过几百个，每一个他都能说清楚理由——荷载计算是这个，规范要求是这个，风险系数是这个，所以结论是这个。他不习惯做说不清楚理由的决定，说不清楚理由意味着依据不足，依据不足意味着结论不可靠，结论不可靠意味着出了事没有办法复盘。
这不只是职业要求，是他在工地上待久了之后形成的思维方式，渗进去了，不只是做工程决定时，是所有决定——他知道哪条路最短，知道哪家饭馆的等位时间可以接受，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接一个电话比不接损失更小。这不是强迫症，是工程师的职业病，是你在一个要求每个节点都有依据的环境里待了十二年之后，身体自动运行的那套逻辑。
但他刚才说了“行”，理由是“说不清楚”。
他把备忘录翻回去，把这次说“行”之前的逻辑链在脑子里重新走了一遍。
第一步：冯博说“但这是证据”。他没有接受这个理由——证据需要有人看才是证据，带出去之后还在不在是未知变量，给谁看也不知道，这个理由本身是不完整的。
第二步：冯博说“如果不带，它一定不在了”。这个逻辑他找不到漏洞——不带的代价是确定，带的风险是不确定，在两个不确定性里选代价更小的那个，是合理的。这一步他接受了。
他接受了这一步，但还没有说“行”。
他在那里停了一下，想到了另一件事：工地上有时候你知道一个结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