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能‘看到’那些可能性，”苏媚摸着额头，“这解释了我的那些‘记忆’。”
霍娇倩举手问道：“这种能力是永久的吗？我们能学会控制它吗？”
“系统建议我们进行时间感知训练，”郝大回答，“也许我们可以发展出对潜在现实的觉察能力，就像多了一种感官。”
这个可能性既令人兴奋又令人不安。能够感知“可能发生之事”无疑是一种强大的能力，但如果无法区分感知到的是现实还是可能性，也可能造成认知混乱。
接下来的几周里，社区启动了一项新的研究计划：时间感知训练。在系统的指导下，跳跃组成员开始学习冥想、注意力控制和概率思维等技巧。
训练初期，进展缓慢。大多数成员只能偶尔捕捉到模糊的“预感”或“既视感”，无法形成清晰的信息。但苏媚的表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我看到了，”一天训练后，她脸色苍白地向郝大报告，“我看到三个月后，生态循环核心会出现一次故障。”
“细节是什么？”郝大立即警惕起来。
“压力阀老化导致泄漏具体时间是八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左右如果不及早处理，会造成核心温度升高，影响整个社区的能源供应。”
郝大立即组织技术团队检查生态循环核心。果然，在一个平时很少检查的辅助压力阀上，他们发现了早期老化的迹象。更换阀门后，系统显示该部件至少还能正常工作两年，但如果等到故障发生，造成的损失将难以估量。
这次事件证实了时间感知能力的真实性，也让整个社区对时间跳跃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快进”功能，而是一个涉及现实本质的复杂工具。
“我们需要制定新的伦理规范，”郝大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如果我们能预见到未来可能的问题，我们有责任干预吗？干预到什么程度？”
这个问题引发了社区有史以来最激烈的辩论。一方认为，既然有能力预防灾害，就应该积极行动；另一方担忧，过度干预会破坏自然的因果律，可能导致更大的未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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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蝴蝶效应，”马赫发言道，“我们改变了一个小事件，可能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也许我们避免了核心故障，但因此可能引发其他我们无法预见的问题。”
“但如果见死不救，我们的道德立场在哪里？”秦碧玉反驳，“如果我们知道有人会受伤，有能力阻止却袖手旁观，那与亲自伤害何异？”
辩论持续了数日，最终达成了一个谨慎的共识：社区将建立“时间伦理委员会”，负责评估每一个基于时间感知的干预建议。干预必须符合三个原则：最小干预（只解决明确的问题，不试图优化整体）、透明记录（所有干预必须详细记录供后人研究）、接受后果（对干预带来的任何意外结果负责）。
这个框架虽然不完美，但为社区提供了一种在不确定中前行的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跳跃组成员的时间感知能力逐渐稳定。他们发现这种能力有几个特点：首先，它主要针对与社区密切相关的“高概率事件”；其次，感知的清晰度与事件的情感强度正相关；第三，多次跳跃似乎会增强这种能力，但也会带来更多的“潜在现实”干扰。
郝大本人经历了一次特别强烈的感知体验。那天，他在时间感知训练中突然“看到”了一个十年后的场景：社区人口增长到上千人，但在一次关于发展方向的分歧中，社区分裂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最终导致暴力冲突。
这个景象如此真实，让他冷汗直流。他立即召集核心成员，分享了这个预见。
“这只是一个可能性，”孔婧提醒道，“不代表一定会发生。”
“但概率很高，”郝大沉重地说，“我能感觉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