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指开始，传到手臂，传到肩膀，传到那根钉在背上的刀尖。刀尖跟着他的身体一起抖，很轻，像风里的一根针。
刀拔出来。不是猛的，是慢慢的，像从冻土里拔一根钉子。他的身体弓起来，像一张被拉满的弓。他没有叫。不是不想叫，是叫不出来。刀尖从他背上离开的时候，他听见一声很轻的声音，像撕开一匹很薄的布。然后那只手从他肩膀上松开了。
他趴在地上，脸贴着泥水，砖缝里的泥蹭在他脸上，蹭在他眼睛里。他睁不开眼。他听见脚步声，很轻，往巷子外面走，越来越远，最后被雨声盖住了。他趴了很久。久到血不流了，久到雨小了，久到巷子外面的路灯灭了一盏。他的手能动了一下，然后是另一只，然后是腿。他翻了个身，仰面朝天，雨落在他脸上，凉的。
他睁开眼睛。天是黑的，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一片很深很深的黑。他躺了很久。然后他慢慢坐起来，靠着墙，背上的伤口被砖蹭了一下，疼得他吸了一口气。他低头看自己的手，手上全是泥，指甲缝里嵌着黑泥和血。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然后摸到腰后。枪还在。他把它捡起来，握在手里，握了很久。他站起来，扶着墙，一步一步往巷子外走。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巷子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只有雨，只有风，只有那堆被扒开的垃圾。他转回头，继续走。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小心，像怕踩到什么不该踩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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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时，夜幽市刑侦总署，重案组办公室。灯全亮着，白光从天花板上浇下来，把每一个角落都照得清清楚楚。桌上摊着十几张照片，排成两排，从桌子这头排到那头。每一张照片上都是一个人，男的，四十到六十岁，不同的脸，不同的衣服，不同的背景。但有一个共同点——每张照片都用红笔画了一个圈，圈在胸口的位置。
博雷罗站在桌前，看着那些照片。他的外套挂在椅背上，只穿着那件深灰色的毛衣，袖口卷着，露出一截手腕。他手里夹着一根烟，没有点，就那么夹着，烟嘴被指尖的温度捂软了，微微弯着。他的脸在灯光下显得更瘦了，颧骨很高，眼窝很深，下巴上有一道很短的疤。他已经三天没有睡好了。从夜幽市报上来第一起案子那天起，他就没有睡好。
第一起案子，三个月前。一个建材商，死在自己车里，车窗关着，门锁着，没有挣扎的痕迹。法医鉴定是心肌梗塞，家属没有异议，案子结了。第二起，两个月前。一个货运公司老板，死在自己办公室，趴在桌上，像睡着了。秘书第二天早上才发现，人已经凉了。法医鉴定是脑溢血，家属闹了一阵，拿了赔偿，案子也结了。
第三起，一个月前。一个拆迁公司的项目经理，死在家里，躺在床上，盖着被子，表情很安详。他老婆说他有心脏病，法医鉴定是心源性猝死，家属没有异议，案子又结了。
三个案子，三个死者，三个不同的死因，三个不同的区。没有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直到第四起。一周前，一个退休的法官，死在自己家的浴缸里，水是凉的，人已经泡了一天一夜。法医鉴定是溺水，但法官不会游泳，家里也没有挣扎的痕迹。法官的女儿不相信，她找到了一份旧档案——二十年前，法官经手过一起案子，被告是一个建材商。那个建材商，就是三个月前死在车里的那个。
博雷罗把烟放在桌上，烟卷滚了一下，停在照片旁边。他拿起第一张照片，看着那个建材商的脸。脸很胖，脖子很粗，眼睛闭着，嘴唇发紫。他又拿起第三张，那个项目经理，瘦一些，颧骨很高，头发剃得很短。他看了很久，然后放下照片，靠在椅背上。
“还有呢？”他的声音很低，像在跟自己说话。
技术科的小王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还有五个。”他把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