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说服工作。我们的经验是，最好由本社区的互助委员会来主导执行，配合以明确的公共卫生命令。”
会议决定，采纳该方案的基本框架，并立即在旧城区选择两个情况最糟糕的街区作为试点，成立由本地居民选举产生的“街区改造临时互助委员会”，在龙域观察团技术指导下，启动第一期改造工程。同时，正式颁布《北境共和国公共卫生暂行条例》，并成立直属最高委员会的“公共卫生监察局”，负责监督条例执行和全国卫生状况监测。
几乎在同一时间，派往其他小组的龙域观察员，也陆续提交了他们的观察报告和建议：关于工兵营的轮休和伤病保障制度改进、关于归港隔离区人员心理疏导的必要性、关于如何在新垦农场组织劳动竞赛以提高效率……每一份报告都基于详实的数据和访谈，提出的建议虽不惊天动地，却都切中当前北境运行中粗糙、低效甚至危险的痛点。
这些报告被汇总、翻译、抄送（部分敏感内容做了处理）到北境各级新成立的临时管理机构。它们像一面面镜子，照出了北境在高速军事扩张和生存挣扎背后，那千疮百孔的内部治理现状。
张天卿一份份地读着。他意识到，龙域观察团的到来，与其说是援助，不如说是一次强烈的“制度冲击”。他们带来的不是枪炮，而是一整套如何将散沙般的人组织起来、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论”。这套方法论的背后，是对普通人能力和智慧的信任，是对系统化、制度化管理的追求。
“成立法律起草委员会，不能再等了。”张天卿对特斯洛姆说，“我们要把这次冲击中暴露的问题，还有那些试点中行之有效的办法，尽快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所有人知道，在这个共和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做了有什么后果，又能得到什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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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之重与薪火之始
法律起草委员会在圣辉城原帝国法学院（只剩下一栋还算完好的图书馆）的废墟上挂牌成立。委员会四十七人，成分复杂：有三位精通旧帝国法典和骑士法规的老学者（奥古斯特亲自从遗民中寻访请出）；有北境现有的行政和军事干部；有来自各个行业的代表（包括那位断指矿工和女护士）；有三位龙域观察团的法律顾问（以“特别咨询”身份列席，不具投票权）；甚至还有两位从黑金战俘营中甄别出来的、确有法律背景且表示愿意合作的前军官。
张天卿出席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他没有长篇大论，只说了三句话：
“第一，法律不是装饰，是刀，是尺，是盾。要锋利，要准，要硬。”
“第二，法律要扎根北境的冻土，解决北境的问题。可以参照古今，但不可照搬。”
“第三，起草过程，就是统一思想、教育民众的过程。重要条款，要公开讨论。”
最先启动的是《劳动保障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因为这两部法律最直接关系到当前最基本的生产单元（家庭与工作集体）的稳定。
争论从一开始就白热化。
《劳动保障法》草案中，明确了“八小时工作制”、“最低休息日”、“禁止使用童工”、“劳动安全防护义务”、“工伤赔偿标准”等条款。这遭到了许多前线军官和建设工地负责人的强烈反对。
“八小时？现在防线建设一天两班倒都嫌慢！敌人会等我们八小时工作吗？”
“童工？那些半大孩子不干活，一家老小吃什么？我们这是为他们好！”
“安全防护？有头盔就不错了！哪来那么多劳保用品？”
甚至那位断指矿工代表也犹豫：“主席，道理俺懂，可……真定了八小时，完不成定额，扣了粮食，咋办？”
龙域的法律顾问没有直接反驳，而是拿出了一份数据：龙域在重建初期，某矿区曾因无限度压榨工时长，导致事故频发、工人逃亡、最终整体工期反而延误的案例